當我決定離開上海(圖)

上海火車站（圖片來源：Adobe stock）

【看中國2022年5月8日訊】4月的最後一週，我決定必須要離開上海了。

騎車去火車站

事實上，早在1個月前我就應該坐上飛往廣州的航班了。但行前臨時留宿朋友家，一覺醒來，小區在原定的浦西封控日前一天，拉起了警戒線。我走到門口，退了回來。

1個月後，我又走到了小區門口。

「你保證你不再回來，是不是？」「上海這次疫情結束前，不能回來。」「你要保證的，要簽字。」

結束前當然不回來。

「是的，解封之前不會回這個小區。」我說。

畢竟我也不住在這個小區。

在這之前，我已經和所在居委會報備得到過許可，居委會也知會過保安。臨走這一刻，保安依舊反覆與我確認。最終，他拿出一張紙讓我簽名。表頭上一行黑色粗體字：「外地來滬人員登記表」。也許根本沒來得及製作新的表格，我想，一邊快速在表上簽字，上面已有些記錄，可以看出，在我出發前也零星有些人在來滬表上備註了「離滬」。

下午一點多，日頭正好，我終於踏出了小區大門，準備前往虹橋火車站。飛機的取消率太高，我不敢再冒險。奮鬥將近一週，好不容易搶到一張車票，下午4點半出發。現在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從小區到虹橋火車站的這十幾公里。

十幾公里說長不長說短不短，如果照往常打車、或者坐地鐵，大概只花半小時不到。但這是4月末的上海，擺在我面前的只有兩個選擇：有通行證的私家車；路邊的共享自行車。前者要價高達千元。地圖顯示，騎行時長1.5小時。我掃開了路邊的一輛小藍。

停了許久的自行車被瘋長的雜草纏住，我從沒見過雜草像這樣從一塊塊從地磚中擠出，幾乎佔領了這條窄窄的人行道。騎上車，行駛在街道上，有一瞬間，我覺得自己彷彿恐怖片裡的無知女主，被灌輸了20年外面的空氣有毒，第一次來到外面世界，有些期待但又惶恐。

路上幾乎沒有行人。路過幾個小區門口，有居民零散的站在小區門口，正從車上卸下物資，大家就站在馬路上。卻沒有任何一個人走出比小區門口更遠的距離。偶有私家車駛過，駕駛座上的司機也都全副武裝。路上最鮮亮的顏色屬於外賣員、快遞員，他們騎著電瓶車，一如既往行色匆匆，一次裝載的貨物比平常還要多。大多數街邊店面依舊貼著封控之前的告示，「暫停營業至4月5日」，顯然，現在距離所約定的重開日期已經過了許久。

在一個紅燈停的路口，我才發現行道樹的枝椏已長得茂密，地上堆滿了落葉。從未見過的黑白條紋的鳥兒，同麻雀一起在地上跳躍，也並不因為有人靠近而驚慌飛走。

我忽然想放音樂，或者大聲歌唱，但又懷著點心虛和內疚，於是作罷。離開上海，合法合規，我為什麼要心虛呢？明明一切都是合理的，我想來上海，或者離開上海。但在這時候，我好像一個叛變者，偷偷溜走。除了親近的朋友，我誰也沒提起。

騎行半小時，有些累了。雖然天氣不錯，隨身我只帶了一隻出遊用的黑色小包，裡頭也只有一袋乾糧幾個橘子，不沉。此時距離虹橋火車站，還有7公里，在北新涇我遇到了第一個檢查點。身穿防護服的人示意我停下，我準備好了一切可能的證件或證明，沒想到查看核酸就放行了。入站檢票前，我總共遇到過5個檢查點，越靠近火車站要求的材料越多、越頻繁。

十分鐘後，大約2點24分，凌空SOHO附近，我遇到了第三個檢查點，這次要求綠碼、核酸、當日車票齊全。這個路口通向虹橋樞紐，通過後就去的要麼是機場，要麼就是火車站。工作人員問了行程，檢查票證完畢後，用上海話與我說了聲：「再會」，我也回：「再會」。

滯留的人

再向前騎出一段路後，一看導航猛然發現已經騎過了頭，得掉頭到正確的轉彎處才能到達火車站，還有5公里。已經折騰了1個多小時，我很累、很渴，又不太敢摘口罩。我打算休息一會。

正將自行車推進路邊的車棚中，與路邊一位抽煙的大哥對上了視線，他正在蓋上電瓶車的車蓋，我上前詢問：「大哥你這車是自己的吧？」我想請他送我去入站口，但是擔心車另有他用，大哥不願載人。

大哥看樣子三十多歲，長著一張面善的圓臉，體型敦實，講話一點不含糊：「你有事可以直說。」

「請問你可以送我去虹橋火車站嗎，我可以給你紅包……」

大哥打斷了我，沒有拒絕，但顯得有些猶豫、為難：「倒不是因為錢，現在疫情嚴重，我也怕你不太安全。」

「沒事，我給你看核酸！」我邊說邊開始掏手機。

他看看我，打量了幾秒，重重吸一口煙，彷彿下定了決心：「妹子，錢不用給，我把這根煙抽完送你去。」然後反而馬上給我看了他的核酸報告，我也點開了核酸頁面，他又擺擺手：「核酸也不用看。」

下個階段有救了，我這才安心將自行車上了鎖。手機中顯示恰好騎行1小時，需支付5.5元。

大哥的電瓶車開得很穩當，途中一直提醒我，「抓好手機和背包啊。」「你手機要是掉了，我賠不起的。」我趕忙回：「哎呀掉了也不會讓你賠的。」

電瓶車比自行車的確快多了，很快，我們距離入站口只有1公里左右。但離火車站越來越近，我卻感覺越來越陌生。「為什麼路邊那麼多背包客坐著？」我疑惑，大哥告訴我他們是滯留在這的，有的已經在這兒十多天了。他很謹慎，帶我繞開了人群。

一直開到入站前最後一個岔口，路邊標識顯示：非機動車不可通行。車停，我下了車，大哥囑咐我：「不要亂碰，不要亂摸，做好消毒，剩下的路靠你自己走了。」

這裡，虹橋火車站高架橋下的三岔路口，已經被大巴、人群和垃圾擠滿。這裡可能是我最近1個月來見過的人群密集度最高的地方，只有小區裡排隊做核酸能相比，當然，這裡的密集是無序的。

目測有50多人匯聚一處，滯留在此，他們有的三兩成群，有的形單影隻，大部分人身下墊著硬紙板，或坐或睡在路邊，周圍有很明顯的生活痕跡——用過的紙巾、方便麵袋子、撕開的衛生巾包裝散落。顯然，他們在這裡待了不止一天。

他們神色看起來並不匆忙，不像要趕車，有人只是抬頭向四處張望，臉上透露著茫然。大多數人沒有戴口罩，我低著頭匆匆向前。走到橋上，橋面蜿蜒向上，過了一會，「上海虹橋站」幾個熟悉的紅標大字終於出現在眼前。

距離入站口只剩百米，路上卻只有我一個人在向前走，路邊有三十多個滯留者，就像橋下的那些人一樣，坐著、站著、望望遠處。有些人坐在地上聊天、有些在玩遊戲、或者刷短視頻。我後來知道這些人之所以坐在橋上，是因為這兒能充電。突然，一個坐在地上的中年男子見我經過，把手比作槍，開腔說話：「別動，舉起手，你被抓了！」

我遠遠看穿防護服的工作人員，快步上前去，這裡是第4個檢查點，我一邊出示票證，一邊問了一聲：「那些人為什麼在那啊？」工作人員答：「這些人，有的沒買到車票，有的沒有核酸報告。」顧不得多想，我決定先進火車站。回頭看了一眼，人群靜止在入口不遠處，橋邊滿滿種了一排月季，開得正艷，無人觀賞。

火車站內完全是另一幅景象，一切都變得規整有序起來。入站前完成最後一次核酸、綠碼、車票的檢查，進去後是熟悉的常規流程。但火車站變得很陌生，候車大廳空曠、鴉雀無聲，只有廣播循環播放著來滬的市內交通路線。

顯示發車時間的顯示屏上紅紅一片，當日只有兩個車次沒停運。其中一趟是我要踏上的G7376次，規定檢票的30分鐘前，檢票的隊伍早已大排長龍。

離滬的人群被集中安排在了3個車廂，上車後大家聊起天來，各自聊著怎麼搶到的票和目的地。坐邊上的中年男人一落座就忙著給妻子女兒打視頻報平安。他是個海員，運貨來上海後恰逢休假，在酒店裡呆了一個月，好不容易才搶到了票。他對妻女說，有些擔心會被遣返。後面的乘客打趣：「我們都是上海的逃兵，現在出來了，上海也不希望我們再回去呀！」

車開出不久是晚飯時間，餐車關閉，乘務員拿著盒飯在車廂來回推銷，鄰座的女生忙不迭點了一份，不顧風險摘下口罩吃了起來。這時我才注意到，她頭髮因久未梳洗而粘在一塊，全身上下只有一個小挎包，並無其他行李。吃完飯後，她便到處向人討要搶票渠道，面露焦慮之色。我和她閒聊幾句，才得知，她已在虹橋火車站滯留了3天，這或許是她的第一頓正式用餐。

打工的人

在出站排隊時，我注意到了三人，他們30歲出頭，膚色黝黑，低聲商量著第二程目的地。其中一人從箱子裡拿出黑色外套穿上，腋下明顯破了個大洞。

後來，我認識了其中一人，叫張華。他告訴我，他們3人都是3月初才從老家出來，經人介紹到上海工作，但待了一個月，他們都決定馬上要離開。他們後在虹橋站露宿了3天2夜，才買到的票啟程。

張華老家山西過來上海務工。包工頭原本承諾他到上海做叉車司機，保底月薪7000元，到了上海他才知道實際上是裝卸工，在某家供應鏈工廠，且是日結工資，一天工作長達十二個小時。但因為熟人介紹，張華並沒有和工廠簽訂合同。

4月初，浦西被封控，他和工友被隔離在了九亭工廠的辦公室中，裡面只有桌子、椅子和一塊白板。張華和工友只得將物件移開，在10平米的環境裡打地鋪，將就了20天，期間一日兩頓飯，沒有任何收入。

4月19日，物流運輸逐漸恢復，公司給張華髮了城市運營保障工作人員證明，他們再次上崗。他負責裝卸外省市運至上海的保供菜品，隨後發往各個小區。他告訴我，雖然之前20天沒錢賺，但促使他下定決心離開上海的原因，還是因為復工後的危險情況。

裝卸工作需要多次進出小區和工廠，但公司並未給工人配備任何防疫設備。外來車輛進出工廠也不消毒，甚至工人的口罩都需要自己買。張華不放心，提出需要配備防護服，遭到了包工頭的拒絕。張華說，工廠早在3月底就有病例，而該工人所經手的貨物，也並未被消殺，直接被運送出廠。

他和同事決定離開。實際上崗時間只有21天，在扣除了介紹費後，張華拿到了2000元工資，但他想，即使剩下的錢要不回來，他也認了。和工友打上一輛有通行證的出租車，張華支付350元從九亭來到了虹橋火車站，打算現場買票。因此在火車站滯留了3天，他說：「原本我想買上火車票就可以離開上海了，是新的開始，但沒有想到卻是厄運的開始。」

在火車站，每天會在下午2點左右放票，每個班車有40餘張，但據張華目測，他到火車站的時候，滯留人數已經超過200人。滯留著無事，張華有空就去和同樣滯留的人攀談聊天，他得出了一些自己的觀察和判斷：

3月中旬，上海疫情變得嚴重，便有一些中介在網上發布招聘「防疫志願者」的消息，稱日薪2000包吃住，吸引到了一批打工者。

而這些人在來到上海後，先被中介收取了1000元的介紹費，隨後並不提供住宿，而是用巴士載著他們到方艙、醫院、工廠等地，詢問是否需要工人，如果有就留下工作，沒有就轉一圈回來火車站，第二天再去問工。滯留在這兒的人，大多就是被高薪「防疫志願者」騙來的，他們有些找不到工作，有些在方艙等地做了幾天覺得不合適又回來，卻發現已經買不到離滬的車票了。周邊賓館幾乎沒開，這些人又大多生活窘迫，便想著要麼回家，要麼能在上海找到工作，把投入的交通費和介紹費賺回來，一來二去便在虹橋站住下了。

沒有當日車票並不能進站，滯留人群能待的只有入站口前的露天平臺，白天檢票口附近有工作人員和警察，但他們只負責做核酸和統計人數，並沒有人提供飲食。張華聽說，一開始是有物資車來供應的，但是後來滯留人群總是鬧事，便沒有人分發食物了，大家只能靠著自己帶的乾糧充飢，有些人沒吃的只能到處問人要。

張華滯留那幾天吃的是自己帶的速食麵，干吃。廁所也無處可上，一度滯留在那的男男女女只能在路邊就地解決。

睡眠更是個大問題。他們一開始睡在入站口附近的廣場上，能離火車站近些。晚春的上海，夜晚微涼，對於只穿了薄薄衣物的人來說卻是冷得刺骨。「那2個晚上我不記得什麼感覺，就是冷。」

張華向成功搶到票離滬的人高價買下了兩床被褥，100元一條。即使已經數不清被轉了幾手，變成臭烘烘，依然是當時的硬通貨。高價買到的被子被張華給了同行的兩個女生，自己則是坐在行李邊上刷手機，硬撐了一夜。第二天，他們便遭驅逐，只得在三岔口的橋下找位置，橋下並無遮擋，滯留者們在草地墊上硬紙板，聚在一起。晚上10點，隔壁有人打牌，也有人唱歌，有幾個外地口音的中介問他，要不要去方艙打工，他拒絕了。張華給幾位同行者拉了個群，群名叫「刻骨銘心」。

火車站的售票窗口並不明顯，在入站口向左到底，僅僅留了20公分的空隙，在滯留了2天後，張華終於買了到票，他的手中只剩了1000元。

他將被褥和食物全留給了同行的女生，女生來自廣西，她已經被中介騙過幾次，獨自在虹橋滯留了10天，她依然不打算離開上海，想先把投入的錢賺回來，她苦笑著說：「下個月5000的房貸，肯定是要逾期了。」

求醫的人

和我同在G7376車次的另一個女生小莫，是陪爸爸來看病的，他們這次從上海回新疆，路上要轉3天的車。

今年2月，小莫的爸爸身體不適，新疆當地醫院檢查CT後，判定為疑似肝癌，給他安排了住院。家人起先並沒有告訴爸爸病情，但是媽媽情緒不佳，在爸爸面前沒忍住落淚，爸爸上網一搜索服用的藥物，知道了實情。

小莫爸爸知道後，情緒不太穩定，也不願意繼續住院。她心裏焦急，3月初就立即給爸爸挂了復旦大學附屬腫瘤醫院的專家號。但小莫的孩子才剛滿3歲，需要照顧。所以最初是小莫的媽媽和妹妹到上海陪護爸爸。原定檢查要等待一週，母女倆於是在醫院附近的小區租住，方便照顧。然而，3月中旬徐匯疫情開始變得嚴重，沒幾天她們就沒有任何準備地被封在了小區。

小莫得知消息後，立即訂第二天的機票從新疆來上海。到上海後，小莫陪爸爸轉去腫瘤醫院的浦東院區，完成接下來的檢查。但疫情越來越嚴重，檢查進行到一半，他們被告知醫院封院，小莫爸爸必須出院等待下一步安排。

肝癌檢查需要通過穿刺提取肝活細胞進行化驗，以確定病理性質，這是檢查中最關鍵的一步。最重要的穿刺來不及做，還得等。4月初，小莫和爸爸住進了醫院附近的民宿，開始了漫長的等待。

「哪怕是不好的結果，我們也能去面對。可是等待真的很煎熬。」小莫說。

她只有醫生助理的微信，除此以外沒有任何聯繫方式，她只能每天發微信詢問，能否能再安排住院。醫生助理一開始告訴她，只接收本地病患，後又稱醫院床位不夠，不予接收。再後來，醫生助理也被通知居家隔離了，助理也發了個哭臉：「不知道啊，等通知。」

原本一個禮拜能完成的檢查，被拉長至一個月，生死攸關的問題被暫停解答，也無法進行任何治療，這每天都在挑戰著小莫和家人的心理防線。

我問她：「你有想過回家嗎？」

她說：「沒想過，不清不楚的回家，白來了。」

只能咬著牙硬撐。終於在20天後，4月11日，醫生助理安排小莫爸爸住院穿刺，結果是陰性，目前並不能被診斷為肝癌，醫生通知他們兩個月後複診。心中的石頭終於落地，他們也終於能踏上回家的路。

這是小莫一家第一次來上海，但媽媽和妹妹在徐匯，她和爸爸在浦東，一家人都在上海時也無法相見。下次再來就是兩月後了。她說，這應該就算是這次來上海最好的結果吧。

G7376車次連續三天檢測出陽性病例，車上成員均被判為密接。我、張華、小莫，和車上其他乘客到站後，都在當地集中隔離，下一步仍然未知。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