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指,回顧過去幾十年,中國大陸的年青人都只是官僚資本的棋子,或被推往賭局的籌碼。中共對青年人的鼓勵或提供的出路,其實都是把他們導向作為官僚及裙帶利益集團的器具。(Getty Images)
上星期的文章結尾提到,在1980年,中共推行經濟改革開放之後才兩年,有一位青年人潘曉投稿《中國青年》雜誌,慨嘆《人生的路呵,為什麼越走越窄》。到了今天,在所謂大好形勢,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或者所謂民族復興的情況下,不是說已經全面小康了嗎?為什麼45年後的當代大陸青年人,仍然要講「不談戀愛、不結婚、不生育、不買房」的「新四不主義」?又說要做「淡人」?這前後兩者之間,今天那說法的悲觀調子,為何似乎比從前更甚?
不要忘記中間還出現過所謂蟻族、韭菜、內捲這類說法。中國大陸青年人面對的困境,顯然不是一時的問題,而是一個長期持續的現象,只是形式及表現方式在轉變而已。
在改革開放前及起步初期的情況,為何會令潘曉當年認為人生的道路越起越窄,這個暫且不探討。但40多年來,中國大陸的青年人確實長期處於一個不曾突破過的相對困境。就算物質生活有改善,很多青年人仍然是看不到希望,看不到前景,長期被壓在社會的底層,長期都只是中共宰制下的那種強國國家機器的小螺絲。就算有少數成功突圍的另例,都不能改變青年人都要面對的普遍困局。
有一個階段,大概在80年代中期之後,大陸有一個說法,指社會出現了一種所謂「腦體倒掛」的現象。當時中共推行經濟改革開放還不足10年,沿海城市邊緣的大量新興工業區,主要是從事來料加工製造業。其特點勞動力密集、對勞工的技術及學歷水平要求不高。當時還未至於有數以億計的農民湧往城市,因此工廠的管理層需要以高薪競逐相對有限的勞動力。這形成了「腦體倒掛」,腦力勞動工作者,雖然可能需要較高程度的教育,需要作出決策及判斷,收入反而低於基層體力勞動工人。專上學院畢業的,具有其他高等教育學歷的職場新來者,薪酬就更低了。在這情況下,便出現了所謂「讀書無用論」。有被大學取錄了的學生,情願放棄學習機會,早點投身職場,希望更快賺更多錢。
當年甚至有部份具有官媒推波助瀾,宣揚放棄讀書,叫青年人提早下海。又勸說那些家庭條件較差的青年,倒不如及早投身經濟改革開放的大潮,為國家的經濟發展及自己的生活提早打拼。這種論調,令努力準備高考,以為可以透過知識改變命運的年輕人幻想破滅,甚至令一些人對大學教育產生負面觀感。
幸好這情況持續了不太長,到90年代鄧小平南巡,推動了第二波經濟改革,產業結構也出現轉變。前期的經濟發展,令人民口袋的財富增加,內部需求開始膨脹,也成為拉動經濟發展的另一元素。對政府而言,似乎認為又為年青人提供另一個戰場,就是青年人的「創業潮」。對當權者而言,年輕世代有創造力,而且沒有其他包袱,如果不想打工,早點創業除了可以為市場提供更多元的選擇之外,還有助解決年輕人的就業問題。但事實上,下海營商及創業的結果往往是一將功成萬骨枯。不少年輕人輸掉了自己及家人的積蓄,最終還是要打回原形做職工。
後來,中國產業結構也開始轉變。分散及小規模為主的工業體系,慢慢轉化為講求現代管理的大、中型企業。海外資金不斷湧入,內部的財富也逐漸累積,加上加入世貿,推動了企業發展。中共也推行更大力度的國企改革,把原先由國家及集體擁有的單位轉移給私人經營,或者向市場轉化。這個過程中,大量國家資產及機會被官二代及革命二代攤分包攬。很多新興行業,也被具裙帶關係的官富階層盤踞。沒有這種關係的年輕世代,當然也可以因此而得到就業機會,或者可以有較高的收入,但經濟利益主體仍然是集中流向於具有背景的人及集團。
當前中共發展出來的那一套,被說成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那根本就不是社會主義,只是集團性的獨裁;也不是資本主義那種自由經濟。那是一個任由官僚及其衍生的利益集團,利用一個受操控、分配嚴重向既得利益及政治權勢傾斜的「官僚資本主義」或「裙帶資本主義」。那是一個對國家資產及財富進行的掠奪及分贓遊戲。過程中,大部份年輕人只能成為這個遊戲的棋子,成功的例子當然有,但更多就淪為道路越走越窄的中國新青年了。
回顧過去幾十年,中國大陸的年青人都只是官僚資本的棋子,或被推往賭局的籌碼。中共對青年人的鼓勵或提供的出路,其實都是把他們導向作為官僚及裙帶利益集團的器具。
在當前中國大陸經濟逆轉的情況下,加上人口紅利消失,中國的青年人不但道路越走越窄,更可能是已經走上了一條越來越難看見出路的窮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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