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選是一種社會價值回歸(圖)

2024年12月16日：美國當選總統唐納德．川普在佛羅里達州棕櫚灘的特朗普海湖莊園舉行新聞發布會。（圖片來源：Andrew Harnik/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4年12月18日訊】川普(特朗普)和美國共和黨在今年的美國總統及國會選舉取得了壓倒性勝利。這說明瞭什麼？過去四年美國的民主黨不斷推動的左派價值觀雖然在美國社會中有很大的影響，但是，這次大選似乎美國的多數選民用選票表達了他們的意願，那就是，支持川普和共和黨的選民希望美國社會出現價值回歸，也就是回到美國社會傳統的價值體繫上來。這是筆者分析美國大選前後的多次民調資料所得出的結論。

一、美國社會中的價值觀之爭：「進步」vs「保守」

雖然左派意識形態在美國中學和大學校園裡佔據了主導地位，但是，這樣的意識形態及其價值觀，真的得到了多數美國民眾的認可嗎？民主制度下，選舉最大的功能就是讓每個美國公民表達他們的心聲，而這樣的心聲最後會反映到選舉的計票結果上。

雖然很多教師和媒體工作者非常堅持自己多年來一以貫之的意識形態，但是，一個國家多數選民的價值觀傾向，不見得是在老師具有校園優勢地位的教室裡，也不是由編輯記者掌控媒體版面來主導的。最終，是選票的流向告訴美國政界和美國社會，到底美國的多數選民想要選擇代表哪一種價值觀的候選人。

談到價值觀，在美國校園和「主流」媒體上，最常出現的兩個具有對立意義的詞彙就是「進步」和「保守」。其字面意義本身暗示的是，「進步」代表著先進的理念，「保守」代表著「落後」的理念，因此，堅持「進步」理念的人們，往往認為自己居於一種優勢的地位。然而，果真如此嗎？

我一直不使用「保守」這個被強加的概念，因為，在美國，被指稱的所謂「保守」價值觀念，它自身並沒有排他性；而「進步」所代表的價值觀念，卻對不讚同它的人們形成了相當程度的排擠和壓制。壓制他人的價值理念，本身不可能是「進步」的，因為這樣的思維方式，與自由民主社會的傳統價值觀念背道而馳。

所以，我更傾向於用傳統價值觀念這個概念，來代表不贊成「進步」理念的人們所信奉的價值觀；也就是說，與「進步」相對應的，不是「保守」，而是「傳統」。美國作為一個老資格的民主國家，堅持民主自由，包括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是美國政治文化的悠久傳統，這個傳統必須被堅持下去，否則美國的自由民主制度就會動搖。

二、美國的國家方向認同：兩個重要而被忽視的民調回應

美國大選過程中的選票上，代表不同價值觀傾向的候選人，吸引了絕大多數投票人去投下自己神聖的一票。為什麼被稱為「保守」的川普，反而拿到了多數選票？選票上的人名本身，並不能直接回答這個問題。但是，觀察選舉前後的民意調查資料，卻可以找到鮮明的答案。然而，「主流」媒體上極少討論選前民調中反映出來的顯而易見的價值觀分歧。筆者現在來討論這個問題，其實也可以算是一種「補課」。

我蒐集並分析了大量選前的美國民調資料，從10月10日到11月4日，一共有168份民調。這些民調中，不少民調都在反覆問同樣的兩個問題。一個是，President Biden Job Approval（是否認可拜登總統的職務履行）；另外一個問題是，Direction of Country（美國國家的方向認同）。

關於民調中選民對這兩個問題的回答，美國的「主流」媒體都不約而同地加以忽視，因為這選民對兩個問題的回答，針對性太明顯了。然而，美國越來越多的做選舉民調的機構卻反覆向選民問這兩個問題。這些機構並非都是持批評執政的行政當局立場之媒體或民調機構；相反，很多支持執政當局的「主流」媒體做選舉民調時，也紛紛問這兩個問題。

下面是我蒐集的從10月10日到11月4日期間，問過這兩個問題的美國民調機構。為簡化文字，本文把相關民調中涉及到的上述兩個問題分別稱為「問題一」和「問題二」。因為提問這兩個問題的民調太多，所以按兩個階段來列舉，10月10日到10月23日為一個階段，稱其為「選舉動員期」，10月24日到11月4日為另一個階段，稱其為「選舉激戰期」，11月5日即大選日。

下面具體來介紹，在「選舉動員期」和「選舉激戰期」當中，美國一共有多少個民調問過這兩個問題，而問這兩個問題的機構可能是什麼樣的政黨立場；最後，到底美國選民在不同民調當中，對這兩個問題的應答，有什麼特點。

三、敏感問題引關注，不分立場反覆問

上述的兩個問題，對執政的民主黨而言，是高度敏感的。問題一所涉及的是對拜登行政當局主要政策的認可與否；而問題二既涉及到美國的各項重要政策，更把今年的大選拉高到了美國的國家方向之認同。

照道理，立場接近執政黨的民調，不會太想觸及這兩個問題。但事實是，各種立場的機構，都反覆地在民調中問了這兩個問題。

在「選舉動員期」（10月10日到10月23日），一共有10家機構在13份民調中涉及到這兩個問題中的一個，或同時會問這兩個問題。這10家民調機構按時間順序排列如下：

NBC(10月13日，問題一)；Harvard-Harris（10月14日，問題一、問題二）；Marist（10月16日，問題一）；Economist/YouGov（10月16日，問題一、問題二；10月23日，問題一；問題二）；Marquette（10月16日，問題一、問題二）；FOX News(10月17日，問題一）；Gallup(10月17日，問題一）；Reuters/Ipsos(10月17日，問題一、問題二）；Rasmussen Reports（10月18日，問題一；10月21日，問題二）；HarrisX（10月18日，問題二）；Forbes/HarrisX(10月23日，問題一、問題二）。

在「選舉激戰期」（10月24日到11月4日），問這兩個問題的民調就更多了，一共有12家機構在18份民調中涉及到這兩個問題中的一個，或同時問這兩個問題。這些機構按時間順序排列如下：

Rasmussen Reports(10月24日，問題一；10月28日，問題一、問題二；10月29日，問題一；10月31日，問題一；11月4日，問題一、問題二）；Wall Street Journal(10月24日，問題一、問題二）；NY Times/Siena(10月25日，問題一、問題二）；Emerson(10月26日，問題一；11月3日，問題一）；ABC News/Ipsos(10月27日，問題一）；Atlas Intel(10月29日，問題一；10月31日，問題一）；Reuters/Ipsos(10月30日，問題一、問題二）；Economist/YouGov（10月30日，問題一、問題二）；Forbes/HarrisX(10月31日，問題一、問題二）；Gallup(11月1日，問題一）；NBC News（11月3日，問題二）；NPR/PBS/Marist（11月4日，問題一）。

綜合「選舉動員期」和「選舉激戰期」期間在民調中問過這兩個問題的機構，一共是16家（部分機構在這兩個時期都做了民調），它們問這兩個問題的民調總共是31份，佔同期所有民調的18%。也就是說，差不多近五分之一的民調都要問這兩個重要的問題。因此，從10月10日到10月23日，全美一共有31份民調可以用來觀察選民對上述兩個問題的看法。

四、民調資料可靠嗎？

隨著民調接近11月5日的投票日，不同民調中對上述兩個問題的回應資料，是非常分散、差異甚大，還是相對地比較接近？如果差異甚大，說明接受民調的選民看法本來就非常分散；反之，如果多項民調的結果都非常接近，那對今年的大選結果，顯然就具有鮮明的指向意義。

然而，不同民調問上述兩個問題的時候，本來就會存在民調偏差，其原因是民調的機構效應所造成的結果偏差。所謂的機構效應，是指做民調的機構本身既定的立場，比如它比較偏向某個政黨，所造成的應答偏差。

簡單來講，如果應答者不喜歡做民調的那個機構的立場，拒絕回答問題，挂斷電話，那這種情況出現的頻率，在數理統計的抽樣調查理論中稱為拒答率，一次民調的拒答率稍高，這份民調的可信度就明顯下降，因為拒答率干擾了隨機抽樣的客觀需要，導致本來應該獲得的資料消失了。

民調機構效應的另一種可能是人為的抽樣偏差，比如故意偏重於在某一個看法比較一致的人群中抽樣，那樣的話，就造成了樣本的扭曲，導致資料不可信。

不過，現在美國的民調機構公布結果時，基本上都不公布拒答率和樣本組成，因此就很難知道資料內隱含的拒答比例和抽樣偏差。下文介紹的民調資料，其實包含了這兩種影響民調可靠性的可能。

五、過去四年美國路，多數選民認可嗎？

筆者分析了這31份問過上述兩個問題的民調資料，然後發現，認可拜登總統職務履行的應答者，大致上在40%到43%的範圍，不認可的在55%到57%這個區間。而認為美國走在正確道路上的，大約佔28%到34%，認為美國走在錯誤道路上的佔61%左右。

具體就各家民調機構的資料來看，《紐約時報》和哈佛大學對民主黨的支持度比較高，所以它們的民調對上述兩個問題的資料，邏輯上可以假定為最有利於民主黨的。10月14日哈佛大學民調中，認可拜登總統職務履行的佔42%，不認可的佔55%；認為美國走在正確道路上的佔31%，認為美國走在錯誤道路上的佔60%。10月25日《紐約時報》的民調中，認可拜登總統職務履行的佔40%，不認可的佔57%；認為美國走在正確道路上的佔28%，認為美國走在錯誤道路上的佔61%。這兩份民調的結果相差不大。

美國唯一得到全國範圍認證的獨立民調機構Rasmussen的機構效應相對比較小，它的相關民調的次數也最多。關於問題一，認可拜登總統職務履行的，從10月18日佔42%到11月4日的43%，在此期間的6次民調中，上升了1個百分點；不認可的比例從10月18日的56%到11月4日的55%，下降了1個百分點。

關於問題二，認為美國走在正確道路上的，從10月21日到11月4日的3次民調中，基本上保持在34%；認為美國走在錯誤道路上的，這3次民調的比例都是60%到61%。

Rasmussen的民調與《紐約時報》、哈佛大學民調對這兩個問題的應答結果顯示，不同機構在不同時間所取得的資料，基本上沒有顯著差異，也沒有不同時間點上的起伏波動。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關於這兩個問題，選前的多次民調中，對上述兩個問題，受訪者的看法基本上保持著高度的穩定性。當大量民調對同樣的問題反覆得出相似的民調資料，就說明，這樣的資料比較準確地反映出了選民的態度。

六、川普當選不意外，多數選民意見一致

思考上述民調資料的意涵，就會發現，佔美國選民六成的民眾，認為過去四年美國的國家方向走在錯誤的軌道上。這樣的判斷，不是針對執政黨的某些具體政策，而是針對這些政策最後綜合反映出來的美國這個國家被引導的政治方向。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民調的應答者不滿意拜登的施政，但他們相信拜登行政當局推動的價值觀是正確的，那他們就不會認為，美國走在錯誤的軌道上；而當將近六成的應答者不認同拜登的施政，同時又認為美國的國家方向錯了，這就反映出一個價值觀認同問題了。

當多數美國選民在不同民調機構的調查中，反覆表達出同一種傾向，即認為美國的國家方向走在錯誤的軌道上，這就表明，他們在回答「美國國家的方向認同」這個問題的時候，背後反映出來的是，多數選民的價值觀其實與過去四年行政當局推動的價值觀塑造，是不同的。

認為「美國的國家方向走在錯誤的軌道上」的多數選民，就是川普的選民基本盤。因此，僅僅從這兩個問題的民調來看，今年美國總統大選由川普獲勝，並非意外。不過，今年的美國總統大選結果顯示，川普獲得的選民票是49.9%，比民調那六成認為美國走在錯誤軌道上的百分百低不少。這說明，決定選票投向的，還有其他非價值觀因素。

NBC等電視臺在大選之日對投完票後的選民所做的「出口民調」，似乎給出了答案。這次民調的資料顯示，贊成川普理念的投票選民佔44%，不贊成的佔54%，前者當中，97%把票投給了川普，而不贊成川普理念的人當中，也有9%投票給川普；因此，這個出口民調的投票人口樣本中，投票支援川普的百分比是48%。這個比例接近川普拿到的總票數之比例。

七、今年大選結果與選民價值觀的關係

究竟投票給川普的選民，是否的確都認同美國的傳統價值觀呢？對這個問題的判斷，是本文的立足點。下面筆者用NBC等電視臺的「出口民調」來加以說明。

之所以選用這個出口民調，一方面是這次問卷所包含的問題很多，可以用其中一些資料來發現選民的價值觀；另一方面是因為這次民調的樣本相當大，樣本越大，資料的代表性就越高。這個出口民調由ABC、CBS、NBC、CNN等4家媒體組成了National Election Pool（NEP），在10個關鍵州抽取600個具指標意義的投票網站，並委託專業調查機構Edison Research訪問投完票的選民，也包括電話訪談。

據這個出口民調披露，應答者當中，自認為屬於「自由主義」（接近民主黨價值觀）的佔24%，自認為屬於「保守」（接近共和黨價值觀）的佔34%，自認為「價值觀不靠兩端的中間派」（Moderate）佔42%。這樣來看，僅就選民自己認同的價值觀而言，分別比較認同民主黨和共和黨價值觀的，各佔四分之一和三分之一，而中間派佔四成。

「自由主義」的投票者，91%投給了民主黨總統候選人，7%投給了共和黨候選人；「保守」的89%投給了共和黨，9%投給民主黨；中間的39%投給共和黨，58%投給民主黨。這樣的投票傾向顯示，本人價值觀接近民主黨的或接近共和黨的，都是九成投給與自己價值觀接近的政黨；而個人價值觀居於中間的，約四成投共和黨，近六成投民主黨。

按照出口民調的選民價值觀取向以及各自的投票傾向來計算，這次大選中，把票投給共和黨的選民中，來自共和黨價值傾向的選票佔62.6%，中間派價值觀的選票佔33.9%，而來自民主黨價值傾向的選票佔3.5%。也就是說，共和黨的選票中，將近三分之二屬於基本認同該黨價值觀的選民；而民主黨的選票中，認同該黨價值觀的選民只佔四成多。

由此可見，這次大選，共和黨獲得的支持，更大程度上取決於認同本黨價值觀的選民；而在全體選民當中，傾向於共和黨價值觀的選民，也比傾向於民主黨價值觀的選民多10個百分點。這反映出，大選當中，選民認同的價值觀，對他們支持哪個黨，起了很大的作用。也可以說，經歷了過去四年之後，美國選民更傾向於希望美國社會從民主黨主導的價值觀傾向，向共和黨的價值觀回歸。

（本文為《上報》授權《看中國》轉載。原文鏈接）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