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围绕着苏联在西方的形象与其内部的真正实力之间的巨大落差，分析形成的原因、机制及其后果。雷文首先指出，自苏联诞生之日起，在西方的想像世界里，这一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新型国家模式就沉浸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耀眼光环中。三十年代苏联工业化的进展，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的领土扩张，战后苏联外交在世界舞台上的纵横捭阖，东欧卫星国的出现等已使苏联在四十年代中成为可与美国相提并论的世界第二大国。一九四九年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爆破成功，一九五三年引发第一颗氢弹，一九六一年加加林率先登上月球，所有这些自然是同一九四三年开始的由斯大林发起的科技间谍战分不开的，但在不知情的西方舆论中，则完全是苏维埃科学的成就。在赫鲁晓夫下台前后，苏联也俨然在经济、战略、军事、科技、外交各个方面都是一个超级强国。七十年代虽有东西方一度缓和，但苏联形象并未因此而受损。不过，从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事件，中经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到一九七九年苏联出兵阿富汗，都使苏联的道德形象受到削弱，但其强大和霸权则获得了加强。
该文作者认为，苏联这种形象的形成同西方政界尤其是军界的蓄意夸大敌人之力量以为加强自我进行辩护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苏联政权自身以虚情营造形象操纵舆论的结果。虚报统计数字，夸大生产产量，隐瞒天灾人祸等成为系统化的工具手段。在这些谎言的背后，是一系列不可谓不重要的“革命需要”。如为了维护斯大林“世界人民之父”的形象，为了加强苏共的合法性，调动群众的参与热情，遮盖社会主义建设的失误，证明苏联模式的效率等等。六十年代，苏联实行单一作物制遇到重大挫折，苏联开动宣传机器大力鼓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整个五十年代，为了证明社会主义模式有赶超美、英资本主义的能力，苏俄向西方发动强大的舆论攻势，取得明显收效。六一年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会见南斯拉夫大使时表示，“苏联的原子弹和氢弹爆破迫使杜勒斯改变了政策，苏联的实力与日俱增。带有核弹头的导弹在苏联用流水线生产……”而实际上一九六二年，苏联仅有七十五枚洲际导弹，每年仅生产二十五枚，而此时的美国已拥有二百九十四枚洲际导弹，每年可生产一百枚。在苏共巨大而有效的宣传机器的作用下，不仅苏联内部听不到不同的声音，而且制造和发动这架机器的人自己也为其迷惑。
作者认为，斯大林对苏联战略上的不足是有认识的，但作为马、恩的忠实信徒，他坚信社会主义政权有能力赶上英美，因而他向苏联强加硬性工业化运动，这一信念到赫鲁晓夫也没有动摇。宣传的成功，使得苏联领导人自己也感到陶醉。直到六十年代中，苏联领导人都没有能够对苏俄的历史有稍许清醒的反省。
苏共的反省是从勃列日涅夫时代开始的。但当时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八二年的整个勃列日涅夫统治时期，苏联进行的一系列经济和生产改革全部归于失败，原因是缺乏整体眼光，治标不治本，而同时为了遮掩改革的失败，苏联其时在政治上推行强权，外交上实行搪塞政策，不仅代价高昂而且强化了制造谎言的需要。
此后是安德罗波夫的上台。安氏是较为清醒的，他不仅意识到苏联经济的困境，也看到政治上的僵局，因而进行大胆改革，经济上对西方开放，在人权问题上也开始松动，但安德罗波夫的猝死结束了改革，继任的契尔年科属于勃列日涅夫式的顽固派，改革的大旗要等到戈尔巴乔夫一九八五年上台才能重新举起来。戈尔巴乔夫是安德罗波夫一系的人，对苏联体系的脆弱有深刻了解，认为苏联的前途在于进行结构性的改革，尤其是结束那一套自欺欺人的谎言政治。于是一个以重组、透明度为口号的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等各方面的大改革在苏联拉开了帷幕。然而，宣扬未来似乎可以治本的雄心勃勃的改革很快就天折了，它不仅没有能够解救苏联，反而引发了苏联这一超级强国的总危机。作者认为，有一点可以指出的原因是，戈尔巴乔夫本人过高地估计了苏联帝国对民族主义的抵抗力，过低地估计了改革的难度，过于相信那个制度自我改造的能力和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承受力。一句话，戈尔巴乔夫本人也仍是苏联长期流行的这种谎言文化的受害者。 (思想评论)
编后语：与今天共产党统治的中国何其相似！(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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