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给小姐拍照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有没有什么因缘？
赵：从1991年开始。当时在河南经商，经商的过程中接触到这群人，以前不了解，所以很好奇。一直到1994年，都是业余在拍。后来，到了海南，做生意亏了，这个时候同她们在经济地位上也平等了。当老板的时候，她们不说实话，平等了以后，她们觉得你和她们一样，就是一个照相的，也赚一份辛苦钱，很多想法和经历才会告诉你，把你当朋友。这个时候对研究这群人也有了更深的兴趣才开始专业拍。
新：您拍的小姐群体基本上都是底层的，舞厅、发廊之类，这些人主要的共性是什么？
赵：基本上都来自农村。农村劳动力过剩，流入城里。吃不了苦，只能吃青春饭。因为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在判断力上她们把当小姐这条路看作是原始积累，想做几年就出来。这种想走捷径的心理像传染病一样；再加上回家穿金戴银，被人羡慕，然后就一个带二个，二个带三个的出来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今农村的道德崩坏，母亲也不管，想反正是女孩子早晚要嫁出去。
新：您刚才提到说她们想过两年再出来，但就目前来看，好象没有，您接触过的有没有？
赵：这个必须从整个的群体来考虑，个案说明不了问题。从这个角度的话，应该说确实是很少。这也是这个职业本身的危害性。因为这个绝对是暴利呀，能达到500%的利润率，诱惑太大了。而且退出来，退出来她们能干吗？现在下岗的、失业的都照顾不过来。回农村？凭什么你们待在城里，她们就该回去种地？！小姐问题是一个综合治理的问题，不是说靠自己自觉退出，或公安部门年年严打那么一次。严打永远只是制标不制本。
新：以您拍小姐这么多年，加上所做的研究来看，中国人对小姐这一特殊群体的心态是什么？
赵：小姐问题在中国是个隐形问题，有两个特点，一是中国社会强调主旋律，古时候是读书人不应逛窑子。在家里可以三妻四妾，但是不能出去。二是中国人的“容娼心理”，人人都知道，就是不说。
这一群体在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并不太将之作为耻辱的事。这是一种中国特有的道德矛盾，既不完全排斥，也不完全公开化。还有一天要强调的是，性消费在国内也是历史渊源。以前是事力得女子，讲几个奴婢。现在成了自己奖赏自己。但是这种意识形态的抵触大，不利于政权的稳定，对腐败也无法约束。像老百姓对普通人的性消费其实并不关心，只有涉及到官员才会关心。但每次扫黄都是针对底层来的，而小姐在各个层次都有，只是暂时的，没用。对上面，只能反腐，以前说官员陷进去了就腐败了，实际上这样说是本末倒置，因为他腐败了才会想着陷进去。
新：您一直在强调简单的打击，清扫只是治标不治本，有没有其它解决方式呢？
赵：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不可能。刚才已经说了，这是多方面的问题，根本还是劳动力最后要工作的问题。在1950年的时候，国家说要杜绝娼妓，那真是杜绝了，采取的是什么措施呢，全部抓进去由女教导员教授，学会以后出来全部安排工作。罚钱，检查身体，坐牢，然后放出来。放出来以后还是没工作，又回到老路上去。现在全国都在探讨劳动力的走向，想解决太难。
新：如果在当下无法解决，为何不效仿西方设立红灯区呢？这样有利于管理，疾病也不会散播，国家还有税收。
赵：这个问题人大也一直讨论。反对的人认为在社会主义这种事就不能有，有了红灯区不就是资本主义了吗？这些人只从字面上强拧本身能够解决的问题，但理论上不好突破。
新：含而不露。
赵：对。现在对待小姐的问题首先应该把其当成一种正常的社会现金现象。这是社会经济、社会结构到了一定程度才会出现的一个问题。恩格斯说过，卖淫嫖娼是维持一夫一妻的补充，而且是必要的补充。它的存在与否不能当作社会进化的尺度。不能用对或错来衡量。这就是一群边缘人，她们的状态是脱离改革中心的，只会想着先照顾自己。
新：这样岂不是赞同小姐的存在？
赵：首先应该强调的是，这个职业不是一个好职业。但出现了，必然有它的因缘。出现以后应对之加以约束，法律上不好界定，只靠警察，社会成本太大，而且13亿人，弄出1亿警察来，那哪受得了。这就需要正视这种现象后的一个方法，让社会说话，由媒体发动大家讨论，而不是几个专家关起门来瞎说。
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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