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租与寻权
中国有很多特产，最大的特产是风。近几年在中国经济学界刮的最强劲的风便是制度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是个好东西，所以时髦。有个叫冯兴元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有志于用这个时髦方法研究中国辖区政府间的竞争行为，颇有心得。不过，政府竞争，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政府机构之间的竞争，二是政府首脑之间的竞争。当政府机构和政府首脑的利益一致时，政府间的竞争就有利于“增进一国或者一个地区居民的福祉”，这种竞争就有可能是制度创新的竞争和施政能力的竞争。当二者利益不一致时，政府间的竞争，便可能象张二江那样，是政府首脑性能力的竞争，或者是掠夺能力的竞争，一句话，是“腐败的”竞争。
谈到政府首脑的这种竞争，新自由经济学派喜欢用“寻租”行为来解释。所谓“寻租”行为，是指政府官员使用权力象地主出租土地一样，目的在于为自己收取“租金”，这个租金有货币形态，也有实物形态，当然还有“女人”形态。这种行为其实只是腐败的简单再生产，使用权力的人，不是要扩大权力，只是要扩大“收益”（租金）。当政府首脑使用权力是为了扩大权力，从而有可能更大范围地“寻租”时，腐败的生产就可能被扩大了。这种行为可以被称为“寻权”。在辖区政府首脑不是由本地选民选举产生而是由上级政府任命的情况下，政府竞争，便会导致“寻租”行为和“寻权”行为同时发生。
纳税与进贡
“寻租”行为是将权力变成金钱，“寻权”行为是将金钱变成权力。不过，政府首脑不是亿万富翁，他不可能用自己的钱去买官，用的当然是本辖区纳税人的钱。“寻权”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公对公，另一种是公对私。公对公指的是用辖区人民的钱给上级或中央多纳税，获得上级欢心，冠冕堂皇地被提拔。原山东省委书记姜春云当年走的就是这条路子。他当上政治局委员并上调国务院任职后，连山东济南市的出租车司机都知道，他的官是拿钱买来的，拿的是山东人民的血汗钱。通过这种途径“寻权”，政府竞争的结果，就不是增进而是损害本地区居民的福祉。
公对私的寻权途径就是条条大路通北京。这条路古已有之，名之曰：“进贡”。进贡是中央集权体制的腹腔里割不掉的一根阑尾：权力自上而下地派发，贡品自下而上地贡送，刚好构成了一个政治－经济或权力－“租金”循环。在进贡制下，最苦的是基层。每一级下级官僚按理都要向上一级官僚进贡，但上一级官僚向更上一级官僚进贡的物品，都来自基层，因为政府机关本身不生产任何东西。因此，权力金字塔越高，官僚等级越多，贡品的数量便越大，对基层的搜刮就越严重。这就是为什么中央集权的国家越大，腐败就越严重，基层居民越难聊生的原因。
在进贡的权力－租金循环里，一个过程完成了两方面行为：上级政府首脑的“寻租”行为和下级政府首脑的“寻权”行为。这是一个社会权力来源和财富来源分裂的结果，即权力来源于上面，财富来源于下面。只要这种分裂不解决，要根治腐败，要把政府竞争变成纯制度竞争是不可能的。非但如此，在这种分裂不改变和中央集权制下，社会财富增长得越快，社会腐败也会越快地增长。读者都看到了，今天中国官场的腐败，无论就其范围和程度来说，都是空前的。经济每年以7％左右的速度增长，权力租金的年增长率大概不会低于7％。
分权与制衡
这两个条件（权力和财富来源分裂，中央集权）只要改变一个，腐败推进的速度都会得到某种控制。即使在君主联邦制下，诸侯邦对朝廷的进贡冲动都会下降，因为主权已经被分割，诸侯的权力不再来源于朝廷的任命。在中国春秋时代，连诸侯必须向周天子进贡的祭祀物品－－“包茅”，某些诸侯都常常拖欠。因此，这种形式的联邦制要冒的一个风险，就是最高君主没有制约诸侯的政治手段，朝廷缺乏统一权威，容易动乱和分裂。中国从春秋到战国的演变，便是这一政治逻辑的历史后果。
当代联邦制可以避免这个问题。当代联邦制改变了传统的权力来源，把君主主权和僭主主权变成了真正的人民主权。公民不仅是财富的源泉，也是权力的源泉。公民证实权力来源于自己的方法，是选票。公民按期转让给社会的权力在联邦政府和邦政府之间分割。公民通过自己的代表既不让联邦政府侵犯州政府的权力，也不让州政府摆脱联邦政府独享主权。主权在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分享和制衡最能保障公民的权利：他可以在联邦政府的保护下免受州政府的侵犯，还可以在州政府的保护下免受联邦政府的侵犯。
可见，只有在现代联邦制下，才可以控制住政府官员的寻租和寻权行为，政府首脑之间的竞争才不会变成性能力和掠夺能力的竞争，那107个妇女和更多的女人才不会成为性贿赂品。或许，这就是那107个女人可以说明的问题。
2002年2月3日(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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