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在请辞报告中，强调了“分工负责”和领导上的过失、失职，要求中央政治局研究、准予他辞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并将在七中全会上辞去中央委员的职务。
温家宝在数次中央会议上受围攻
温家宝在党内外一直是政治上低调、工作上任劳任怨，本人及家属是政治局内屈指可数的清廉之官，在党内外民意名列第一。
温家宝在国务院、中央书记处内部分工，都很明确，是直接向国务院总理和中央政治局负责的。国务院有关的十二个部、委（办）、局，是直接向温家宝负责的。但多年来，中央银行、财政部、国家计委、审计署、水利部、农业部、国务院农村农业办、国土资源部等有关部委办，都架空了温家宝，而直接向李岚清、王忠禹负责，汇报工作，或直接向朱熔基请示、负责。
这一系列在组织上极其反常的情况，除了给温家宝在工作上造成沉重的压力外，在政治上也促成了温家宝萌生退出政治核心层的意向。去年十二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今年一月的中央农业农村工作会议以及二月上旬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都发生了有部署地从地方发动，就农业农村工作问题、金融工作问题、国有资产资金外流、流失问题，向温家宝发难、攻击。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国务院某些部委办，攻击温家宝是典型的事务主义者，在领导、贯彻改革工作中，有患得患失的思想包袱；在处理、解决关键的、有代表性的问题上，搞折衷主义；更有的部长指责：温家宝很难独当一 面……
农村工作会议上被罗列四十多条罪状
在中央农业农村工作会议上，四川省、山东省、河南省、湖南省等省长，就农业农村工作上的问题，对准温家宝发难，罗列了四十多条“罪状”，其中不乏惊人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多年来处于全面瘫痪或已经不是由好人主持；农村农业生产结构基本上还停留在农业发达国家的三十年代水平．；农村被形形色色的封建、黑道、反动组织、团体占据市场；农村农民抗争活动、政治性骚乱、武装暴动等活动不断上升，农村数亿剩余劳动力构成了对社会、政治稳定的冲击、影响：农民实际收入连续三年下降，造成了农民对党和政府的离心和抗拒；农村大量良田流失，给国家造成深远影响和危害。
把当前金融工作问题算在温身上
在二月上旬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出现了两个颇不寻常的场面：一是，北京、上海、广东、江苏、福建、辽宁等省市的省长和市长打头阵，把当前金融领域中的问题、危机，都算在了温家宝的身上；二是吉林、黑龙江、湖北、安徽等省的省长，要求公开不良资产、坏账、被侵吞挪用公款、利用公款营私、资产资金外流等状况最严重的地方、部门，以法追究，查办主管、任用的渎职领导，很明显，其矛头是针对北京、上海、广东、辽宁、山东，以及国家计委、对外经济合作部、中国银行等，而其后台任用的领导，则是朱熔基。上海、山东、北京、广东、辽宁等省的金融系统的坏账、不良贷款占了百分之九十一点五，资金流失占了百分之八十八点五。
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不仅互揭、互攻对方的腐败史，而且再次爆发了地方与地方之间、部委之间、地方和部委之间，地方、部委和中央之间的矛盾，在利益、权力方面的斗争错综复杂。
会上，身为常务副总理、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组长的李岚清，在分组会上发言时也指责温家宝：监管不严，等于不管！抓而不紧，等于不抓；一线牵动经济、金融工作的全局。
但，李瑞环、尉健行、丁关根、钱其琛、张万年等人在会上出面替温家宝解围。
尉健行、钱其琛等说：金融领域问题的严重性、复杂性、危机性，不是新问题，更不能算在温家宝身上。归根结蒂，是机制问题、体制问题。
李瑞环更指出：金融领域是个通天部门，甚至全天候任由从中央到地方书记、省长、市长，甚至退了休的高级干部，都有权批条、下个人指令上不是体制问题，是什么问题？否则，怎么会有一亿六千万元的坏账，会有年达二千多亿元的资金外流，会审计查出近二千亿元的违规资金，会出现近四万亿元的匿名、假公司存款？李又指出：在党内不能再搞违背事实、违反党纪的一套，把成绩、功劳都记在某一、二人身上，把过失、失误都推卸、算在他人身上。事实上，从九一年至九九年，金融领域是由朱熔基分工抓的；农业农村工作，从九三年至九八年，也是由朱熔基分工抓的。
温家宝请辞案暂被搁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讨论温家宝的请辞一案，李瑞环、尉健行、李鹏、胡锦涛是反对的，不予接受，江泽民、朱熔基、李岚清未表态，这一议案暂被搁置了。
温家宝的请辞，除了因为他本人受到了政治压力，萌生退出政坛的念头外，也反映了中共高层面临十六大换届的权力斗争和权力分配，远比外界所估计的要更复杂、更变幻莫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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