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因学运引发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风潮，胡锦涛因为远在西南边陲，因此得以身为胡耀邦拔擢的共青团干部之一，却幸运躲过被批斗波及的浪潮。
胡耀邦一下台，中国各省市高干，审度北京政治情势，纷纷争相表态，支持邓小平的动员令，积极布署具体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寻找适当对象进行斗争。
贵州虽处边陲，但是，也有少部份大学学生，聚集上街头呼口号，支持安徽、北京的民主政治改革。胡锦涛除了对重点学校学生，进行政治劝说之外，同时也趁着邓小平的动员令下达，学运已暂时大为平息的理由，并未展开具体的“落井下石”行动。
但是，当时贵州省团委书记叶少文，对如此“无所作为”的政治风险，还是有点不放心，于是计画“至少”在党团刊物发表一些“应景文章”，但是，当他向胡锦涛请示时，胡的答覆是低调地说，“算了，别赶这个浪潮吧”。
他甚至还将当时被保守派批为文艺理论界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的刘再复，接到贵州避风头。在当时中国跨省移动还很不自由的时期，刘再复能够前往贵州，胡锦涛的“行政协助”，当然很重要。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刘再复跟胡锦涛原本就有一些私人情谊，但是，这在中共相继开除知识界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异议份子之后，胡锦涛“胆敢”掩护刘再复，是需要一些道德勇气跟政治情势的研判能力。
换言之，文革的惨痛经验下，思虑细密的胡锦涛，再怎么有道德勇气，当然不可能完全没有计算过，掩护刘再复可能遭遇的政治代价，但是，他可能也审度到历经文革的邓小平、继任的赵紫阳，仍然主导着政治局势。
亦即，胡锦涛可能判断邓、赵应该不会让这场斗争继续扩大，株连更多的人。因此，包括不赶“反资产”的批斗风潮、提供协助接刘再复离开“险地”，都显露出其实胡锦涛“作为与不作为”之间，并不能只是简单几句低调保守、明哲保身等所能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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