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外界有人认为这是突显胡锦涛的接班态势。特别是在当时国内舆论、军方均激愤莫名，民族情绪高昂，纯就安抚国内群情而言，胡锦涛的电视讲话是成功的。中国媒体也将胡视为党中能够解决重大问题的领导人之一，有助于强化他第四代领导人的接班地位。
但是，也有人认为，胡的政治风格向来谨慎低调，而且中美关系一直是江泽民视为最重要的外交关系，因此，胡的出面，根本是临危受命。
因为，胡出面电视演说之前，正是军方扬言立即集会要“打倒美国帝国主义”、大学生群情激愤，示威打砸美国大使馆之际，胡的演说风险，在于虽然严厉谴责美国，但是，同时必须呼吁民众不要有“过激行动”，政府还是要依据国际法，保护境内所有外国侨民云云。
简言之，当时情境，胡锦涛的演讲内容，稍有不慎，拿捏不准，甚至有可能得罪军方或抗议群众，换来“丧权辱国”的骂名，这在北京政坛，是非常高的风险。如果只是唯唯诺诺，没有能力与肩膀之辈，是不可能接下这个烫手山芋。
于是，也有人说，当时胡的处境，有如代罪羔羊，姑不论得罪美国舆论界，即使在国内面对军方与群众，在江泽民要求“稳定”的最高目标下，也是有极高风险，“压得住，是胡锦涛之幸；压不住，就做了江泽民的替死鬼”。
对江泽民而言，这也是无奈的政治选择，当时就有不少观察家指出，江泽民、朱镕基等领导人都必须体认，在中国经济情势日益恶化之际，北京无法承受中美关系决裂的政治代价。
因此，如果由江泽民发表严正的电视演说，势必造成中美关系难有转缓空间的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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