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鲜血挑破了窗户纸
八九民运和六四至今已经十三年了。十三年来，中国政府用它掌握的一切权力和资源，蛮横无理地掩盖住那一历史事件的真相。十三年来，中国大陆虽然在改革，在开放，民众的言论空间大了，在家里在街上骂政府骂领袖也不会掉脑袋了，但是“六四”仍然是不能提的话题。在中国的所有报刊、杂志、书本、电视、电影、广播、课堂、会议上，“八九民运”和“六四”这几个字消失了。中华民族象一个虚弱的巨人，在这个世界上似乎摆得出一个大国大民族的样子，却不敢公开地提这几个字。不敢提，高高在上的专制强权是出于胆怯，十几亿底层民众是出于无奈。为什么这几个字就提不得，为什么每年一到“六四”就让中国政府战战兢兢，是什么让他们这样害怕？
江泽民先生在今年“六四”前的讲话回答了这个问题。六月二日报道，在中国“六四”事件１３周年前，江泽民先生重申要维持一党专政，反对跟随西方式的民主改革。《中国日报》引述江泽民对国家高层领导人包括中共中央委员会成员的讲话说：“我们想要发展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没有必要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一套。”
是“没有必要”吗？不，是不敢！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拥有世界上所有政党中唯一的无可比拟的强大军事力量，但是它自知在21世纪世界上它的命门所在：它缺乏现代人类文明公认的合法性。半个世纪前，它向中国人民许诺一个乌托邦，“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随后却给了中国人民一个“政权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国家是阶级镇压的机器”，从此坚不承认政府的统治合法性必须来自人民群众的同意。它剥夺了民众的基本权利，用强权把民众排斥在国家事务之外。它要拥有这个国家的一切，政府、军队、银行、法律、宣传机器，都属于党，而民众却不能拥有最基本的信仰、思想、言论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八九民运是无权民众向政府的一次宣示：政府权力的合法性必须来自于人民群众的意愿。于是，这个政府就把坦克开上了天安门广场，开上了北京的大街。它用子弹回答了和平的北京民众。于是，普通人胸膛里流出炽热的鲜血，挑破了中国政府小心翼翼地糊住了四十年窗户纸，挑明了一个事实：这个政府的合法性是有疑问的！
古今中外，和平时期开枪杀平民的政府不是好政府。邓小平先生从下令开枪的第一分钟起就知道，他能镇住一时，总镇不住百年千年，在中国的史书上，他将留下的名声是一个暴君。中国政府的当权者们也都明白，他们的镇压机器虽然强大，但是用枪弹来回答民众的民主要求，却是永远上不了台面的犯罪。他们其实心虚得很，他们心虚到夜夜恶梦、阵阵虚汗的地步，他们心虚到了一定要用权力迫使十几亿人禁口，让八九民运和六四这几个字从中国人的语言中消失。他们指望，天长日久，中国人从此忘记六四。
他们知道，只要让中国人民自由地讨论八九民运，自由地谈论六四，人们立即就会看到统治合法性这个实质性问题，“一党专政”顷刻间就会瓦解。这就是江泽民先生一再强调反对西方式民主改革的原因。不许谈论六四，是因为他要维护一党专政。不许谈论六四，不是因为专制强大，而是因为暴君虚弱。
二、民主的本质和特点
六四以后，大批中国文化人流亡海外，有家难归。据说中国政府特地派人观察海外民主运动，最后得出了一个令邓小平和李鹏先生十分宽慰的结论，海外民运不成气候。另一方面，人们对海外民运的纷争深感失望，渐渐远离组织化的民主运动。六四以后十三年，民运好象是死了？
中国政府方面所谓“不成气候”的结论，和国内外对民运的失望和淡漠，其实源自于双方都还在用革命党的眼光看民主。这种看待政治进程的固定思路，来自半个世纪两代中国人在党文化意识形态下的教育和熏陶。“政权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社会进步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一直到山大王式的“打江山，坐江山”，“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下，革命党有自己的成功诀窍：严密的组织，严格的纪律，明确的夺权目标，以及为此目标而不计手段的冷酷无情。能够做到这些的，就是“成气候”，才能成事。
不仅中国政府从这个角度来看民主运动，很多主张和同情民主的人也不知不觉地落入了这种角度。他们就是从这种角度得出“不成气候”的结论，也从这种角度而产生对民运的失望，乃至得出“中国人不会搞民主”的结论。
这种革命党的或山大王式的思路，和八九民运的本质格格不入，和民主理念大相径庭。八九民运，发端于对故世的胡耀邦先生的评价，民众要求对此发出自己的声音。整个八九民运期间，大学生和民众的要求，无非是要对国家的决策发表自己的声音，要求政府不能漠视民众的愿望，要求知情，要求改革，要求政治清明。民众表达自己的意愿，发出自己的声音，要求决策者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必须考虑民众的利益和意愿，这是民主的核心内容。民主运动就是要促进政治制度的改进和建设，使得这一核心内容能够有制度上的保障。民主的本质决定了，民主运动并不一定要推翻什么，打倒什么，打碎什么。民主运动的性格是建设性的，是渐进的，改革的。
所以，民主运动必然是开放的，它本不需要什么统一的严密组织的革命党，不需要手段冷酷的斗争方式。民主运动的目标不是革命党所欲的政权，而仅仅是争取制度的改革和建设，使得民众的意愿得以表达，民众的利益在决策中得以体现，如此而已！
正因为民众的利益、意愿和声音是多元的，它们的表达也必定是多元的，民主运动的多流派、多组织就并没有什么奇怪之处。中国政府的“不成气候”结论出于他们对民主理念的一窍不通，正是这种对民主一窍不通的山大王思路促使邓小平先生下令调动几十万军队向平民开枪。民众对民主运动的失望则出自对民主过程和目标的误解。十三年来的民主运动，并没有什么值得太失望的。多元、多流派、多组织，从而使得各种观点各种声音都有机会表达，这是民主运动的题中应有之意。民主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的展开中，民主运动和民众本身都在理念和操作方面得到教育和训练。所以，尽管民主进程中也可能有革命性的重大事件，但民主进程从长远来说其本质是渐进展开的，而在这渐进展开的过程中，多元恰恰是民主运动健康的标志。
三、六四死了吗？
十三年来，中国政府在它权力所及之处，让八九民运和六四在民众的话语中消失了，六四渐渐地被遗忘。在它权力不及之处，它祭出了“稳定”和“发展”的借口，从各个方向，胡搅蛮缠，把人们的概念弄混，把思路搞乱。“镇压有理论”，“镇压合法论”和“不得不镇压论”，还有“民主无用论”、“民主不合中国国情论”、“中国人不需要民主论”，形形色色，似是而非，暴君们精心维持着，宣扬着，传播着这些或有心或无意的论调，指望这些论调挽救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
“六四”死了吗？“六四”会死吗？“六四”如果死了的话，中华民族还有救吗？
十三年了，我看到，下令开枪的暴君们在狞笑。他们杀了人，他们迫使民众沉默，他们眼看着好象得逞了。
八九民运提出的一系列关系到中国命运前途的政治、经济改革的重大问题，却并没有消失，是不会消失的。随着时日的推进，这些问题只会越来越突出，这些问题的答案就会越来越清楚。反对执政党的腐败、改革政治制度、允许新闻自由，八九时期的这些诉求，岂是强权和计谋所能轻易抹杀？八九前和八九后的根本区别是，六四的鲜血教育了民众：制度问题是根本性的问题，不改革制度，六四早晚要发生，枪杆子早晚会对准人民群众。
十三年来，我们这个有十几亿人口的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政治改革和社会进步也走得最为艰巨。但是，有无数的人在默默地努力。中国人的心灵终于向民主理念开放了。中国未来的民主化，正在理念层面和操作层面默默地作着准备，为未来的制度建设创造条件。中国人对宪政民主制度不再陌生了，保障个人权利、信仰和思想言论自由、代议制、多党竞争、新闻和结社自由、分权和制衡体制、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这些在毛泽东时代闻所未闻、在邓小平时代受到贬斥的观念，以及这些观念的具体运作，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和认同。江泽民先生今天用他手中的权力说“不”，死死咬住“没有必要”，能够撑几天呢？
从民主之本质出发来看民主运动，我是一个乐观者。民主不是别的，民主首先就是要让民众的意愿得以表达。民众的意愿在，就总有一天要发出声音。六四是不会死的。只要中华民族还活着，只要社会还会进步，政治还会清明，六四就不会死。
(博讯)(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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