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电话令我感到温暖，随后几天，我一直在考虑是否听从你的劝告，就12·18抄家事件起诉成都市公安局一处，但最终还是决定忍耐，不与隶属于强权的司法机关打这种消耗战。我已经累了，接着是从骨头里渗出来的悲凉之雾，我辨不准方向，因为我实在不明白在如此可怕的"犯人的祖国"里硬扛了这么多年的意义何在？
从十几年前因创作长诗《大屠杀》而锒铛入狱算起，我已经被抄了很多次家，同以前相比，最近这次算是较文明的，至少在表面上，走了法律的过场：第1，出示了《传唤证》和《搜查令》，虽然上面只字未提涉嫌何罪；第2，整个抄家过程均录了相，并特地强迫我站起来，脱帽面对镜头；第3，认真填写了《扣押物品清单》，一式两份，由我保存一份；第4，抄家过程一丝不苟，且有条不紊，没有文革式打、砸、抢行径，还找来一位派出所长为见证者。
然而，同以往任何一次抄家一样，这对我心灵的震撼将是长期的。隆冬的凌晨六点，天色还漆黑一团，我这类习惯于夜里伏案的动物，大概才入睡两三个小时吧--电话铃突然响了，并且一声接一声，响了四、五分钟！由于早有预感，我倒没怎么惊慌。宋玉披衣起床出卧室，却骤然炸起猛烈的打门声，她立刻感到出事了，就退回来叫我。这时，电话铃和打门声交织着，已相当恐怖，宋玉从猫眼里看见了一双放大的不屈不挠的拳头，只好应答。
跟着是三个陌生的粗壮男人涌进家门，此时我刚钻出卧室，披衣赤脚，睡眼朦胧。领头的中年男子叫声"廖亦武"，然后就宣布对我进行"传唤"。接着又打手机叫来五个穿皮夹克的小伙子，这样，在宋玉急匆匆地出门上班之后，我就被八个大汉挟持围困着展开了搜查。计算机是重点，其次是抽屉和书房，有些死角我都忘了，他们居然能从里面搜出"魏京生接受美国之音电台采访"之类的违禁资料--这是四年前，不知什么人寄给我的。
计算机抱走了，里面有我几百万字的文稿；还有境外的"反动杂志"《倾向》9本。搜查进行了大约3个小时，这对于我60多平方米的家，足够了。一大堆字纸摊在客厅里，我随他们下七楼，上警车，被带到抚琴派出所接受审问--主要是系列政治签名和在海外网站发表《底层》《冤案》系列文章的事。
当然也包括你牵头的"活佛死刑案"的签名，"中国民主党"关于16大的什么签名。我一口回绝，连海外的文章也回绝，在虎口里我不会多想什么--接着，下午5点左右，我被释放了。临出门前，警察叫我在家呆着，随时准备接受他们的"司法传唤"。
我立即找了家网吧，快速干净地清除了所有的邮件和联系人，哪怕最一般的交往，也统统删掉。经历过太多的人和事，我最怕的就是连累朋友，在当今中国，大约也少有人情愿为"人际交往"而成为警察的猎物。
雄哥，我能做的也仅限于这些：《底层》和《冤案》的写作；小说《活下去》及其它作品的写作；我酷爱吹箫、朗诵、制作光盘，除此，就是与朋友们的自由交往。象你，象晓波这类理想主义的朋友，我从内心佩服、尊敬。虽然我们从性格、背景和人生取向上太不一样，但我这个曾经饱受践踏的底层的穷孩子，一个曾经随波逐流的野家伙，从你们身上汲取到一种向上的企及精神天堂的力量。我曾读过徐文立的《狱中家书》，非常健康，非常平凡，他关心妻子和女儿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成绩单，家长会，营养结构，买菜的讨价还价。我想，如果不是专制的压迫，他本来可以做一个好父亲，好医生。但是为人温和的徐文立居然成了中国判刑最长的政治犯！
我做不到，也许在文字之外，在箫声之外，我一事无成，但是我仍然在任何时候都支持你、晓波、丁子霖、徐文立这种也许注定战败的理想者。这个国家可以剥夺去我的一切，但不能剥夺去我引为自豪的朋友们。
我不懂政治，也不懂法律，但平生阅事无数，我知道，在"活佛爆炸案"的司法程序的诉求上与你站在一起，已经是我作为一个人的最低最低的底线了--但这不意味着我对一手遮天的恶法抱什么指望。
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恶法比无法更恐怖。活佛判死缓是"法律"，不锈刚老鼠突然失踪也是"法律"，我被抄家还是"法律"，当年你在新疆被逮捕照样依据法律，还有成千上万冤死、打死的人，都是依法办事……仔细想想这一桩桩，一件件，气都透不过来。我老是在想：逃跑吧，逃离这恶法笼罩的"祖国"，去一个无法无天的野人世界，一个靠情感和本能辨别善恶是非的世界。孟子曰："苛政猛于虎"，米兰·昆德拉在《笑忘录》里说："孟加拉大屠杀的血流，很快就冲淡了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记忆，阿连德的遇刺又掩盖了孟加拉国的呻吟，西奈沙漠之战则使人们忘记阿连德，柬埔寨大屠杀又使人们忘记西奈沙漠，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明天早晨醒来，又会是怎么样呢？这个时代的抗争者还会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么？告诉我，雄哥。
你的朋友：亦武
2002年12月圣诞夜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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