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威格说:“一种教条一旦控制国家机关,国家就会成为镇压的工具,并迅速即建立恐怖统治。任何言论,只要是向无限权利挑战的,都必须镇压,还要扼住那些异议的言者和作者的脖子。”杜威说过:“思想家只消开始思维时,都多多少少把稳定的世界推入危险之中。”
鲁迅生前或死后,一直都有人批评,有人非议,有人谩骂,从来就没有停止过。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依照惯例请几位老乡聊聊。座谈时,罗稷南老先生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不料毛主席沉思片刻,认真说:“以我的估计,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
一句话说出来就是火,正是因为说出了事情的真相,所以,对于当事人来说,一句话说出来就是祸。因为卫道氏们是不甘心别人煽风点火的。山西运城地区农民发明一种抗旱的土法渗灌技术,被地方当局看中,当作宣扬政绩的手段,搞了一场类似大跃进的突击修建渗灌工程运动,其中相当一部分工程根本就是造假。这批劳民伤财的假渗灌工程,被记者高勤荣披露,紧接着几家中央级媒体跟进报道,使其大白于天下,运城地方当局丢了脸面,一官员狂言“不惜挖地三尺”,也要搞倒高勤荣。不久,这样一个反腐记者却于当年12月被当地警方逮捕,并以判处12年徒刑。
不仅说出事情真相是危险的,而且说出历史的真相,也同样是危险的。专制时代,不仅活着的人,不能说出事情的真相,而且死人说出的历史真相也要扼杀。司汤达讲:有一位名叫詹奥涅的编年史学者,惹了杀身之祸,因为他想掀开历史帷幕的一个边角,大胆地写出了很少的一点真情实况,他使用了一种摸棱两可、不易让人看懂的方式,半掩真相叙述了事件始末。他虽然那么小心翼翼地著述,也没有幸免于死在监狱里。
面对真理所需要的勇气,并不亚于面对敌人屠刀和枪口;说出事情真相的危险,其实不比亚与面对敌人的血腥和残暴。在大革命时期,为说出事情真相,我们的先人头可断,血可流,前仆后继。可是到了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却哑口无言,成了沉默的羔羊。马寅初常对人说∶“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所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所不敢言,就更难。我就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敢言。”
鲁迅说过:“沉默呀,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消失。”哑巴虽不说话,但是并不能说他心里没有;说出事情的真相虽然困难,但是我们决不能让大家都闭口不言。对于沉默的大多数,最好的办法就是启蒙,用真理启迪他们心中的正义的火种。等到大家都意思到了说出真相的重要,那个“沉默的群体”就变成了“爆发群体”。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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