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交流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工作的、纽约州哈密尔顿学院（Hamilton College）政治学系教书的李成教授是《中国领导人: 新一代》（China's Leaders: The New Generation）一书的作者。
即使没有SARS危机,第四代上台也意味着变化。
李成用“果断，有政治见解，有处理问题能力和亲民形象”来概括已经上台半年的中国新任国家领导人胡锦涛的领导风格。李成举例说胡锦涛看到一次新闻联播30分钟新闻报道，光国家领导人活动的消息就占了26分钟，于是就说过，新闻界应该多报道民众的生活实际，不要过多报道领导。胡锦涛谈到的“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更被一些观察者总结为胡锦涛的“新三民主义”。
强调透明性，李成认为是新领导层的另一个特点。 同很多美国中国问题观察家视角不同的是，李成认为中国政府在SARS危机之处反应迟缓，一方面是，“第四代”没有想到SARS病毒是这么大的一个挑战。另外，中央高层，比如政治局常委之间，对危机到底如何处理可能有不同意见。绝大多数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认为中国政府一开始在掩盖SARS危机真相，而因为纸包不住火，危机蔓延到香港和其他国家，中国在备受国际谴责的情况下才被迫打开大门。
李成说，胡锦涛没有等事态发展下去，而采取主动，显示他的果断风格和增大政府透明度的倾向。
“第四代”同时下好了几盘棋
李成说最近五到六年，政治妥协成为中国国内政治派系权力平衡的特点，这解释了江胡体系的人权力互相制约、互相分配的基本现实。
“通过对SARS危机作出反应，胡锦涛在不直接挑战上一代领导核心的同时，推行了自己的政治体系。他在过去一个月中证明了自己能够接受危机的考验，考虑中国在西方的形象，在中国民众眼中的形象，考虑现有制度和权力平衡。胡锦涛政府会越来越有主动权，以及党心民意，其权力基础会日趋稳定，”李成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
李成教授是研究中国技术官僚的专家，他对“三朝元老不倒翁”温家宝的评价是“典型的技术官僚、专心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对事情仔细了解，不介入派系斗争”。 学地质出身的温家宝在中央办公厅呆了十几年，接连辅佐过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三任政府，98年抗洪体现了他个人的能力，在朱镕基之下主管金融和农业，两个最大难题。
“因为以前不卷入派系斗争，温家宝现在面临的任务是建立自己的班子，”李成说。
他接着分析说旧有的权力分配架构不是一层不变，所谓的政治精英“上海帮”，权力集中在对外投资、金融、经济开发领域‘在组织架构中停留在中央一级政府，但是在省一级权力重心并不突出。而“上海帮”不是铁板一块，因为权力会不断重新分化组合。李成说中国领导权力交接的顺利进行同中国军队的专业化密不可分。中国军队从事于国家保卫，而不干预中国政治的道路是在80年代就已经开始，在90年代中被邓小平放回正轨。
技术官僚的演变和“土鳖”VS.“海龟”
中国政治中技术官僚目前在起主导作用。李成教授在书中的基本结论是中国第四代领导人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代，而文革中可怕的经验使他们个性上更刚毅, 这一经验也给他们“基层知觉”，更重实际，而轻意识形态。这一代的领导人也许更了解他们同辈的需要以及人民关切的事项，从而使这个政权更稳固，进而推动，而不是反对，民主的发展。当然李成注意到人们在文革期间有非常不同的经验，“文革一代”包括魏京生，李鸿志和电影制作人张艺谋，但是他认为这个中国权力的新生代在政治团结、教育背景、事业基础和政策倾向上同之前的三代中国领导人总体比更具差异性
技术官僚的组成也在变化中。越来越多的学经济和法律的人进入政府中高层，而省部级领导中读过硕士博士的人开始出现，比如河南的李克强。现在中国每一个省一般都有一个博士任副省长，这些人多是在本地呆了很长时间，而多主管经济工作，明白经济发展对中国的意义。
“这些新兴的技术官僚（经济法律出身）改变了原来技术官僚（工程出身）只会专业，不会政治的特点，他们既懂管理，又懂技术。不同的是学经济出身的人在经济事务中更懂行，而学法律的会更重视法律建设，”李成说。“这两部分人都会对中国民主政治走向起促进作用，因为什么样的人管理国家同国家政体有很大关系。”
在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政治系拿到博士学位的李成博士说，从国外学成回国的人、被戏称为“海龟（归）”的人多分布在专业部门，比如教育，金融，外交，新闻部门。掌握中国国内政治实权的多是在省一级政府地方经验丰富的官员。因为有丰富地方工作经验的官员会认为在西方受教育、留学回国人员不一定了解中国需要，这些“海龟”派在进入实权单位中仍有阻力。但是，李成博士说这些在国外学成的人加入政府会帮助中国逐渐改善在国外事务中的形象，比如目前的教育部长周济是美国纽约州立（SUNY）大学毕业的博士。
第四代，你往何方去？
加州伯克利大学新闻学院的教授卡罗琳．怀克曼（Carolyn Wakeman）在伯克利大学关于SARS危机的研讨会上指出，SARS危机重新把美国乃至世界的注意力带回到对“中国形象”的争论。“随着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火车头”的形象逐渐淡化，什么形象将取而代之？SARS危机是世界作为更加了解中国复杂的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跳板呢？还是‘妖魔化’中国的第一步？”怀克曼教授提出这样一个疑问。
而卡耐基和平基金会的裴敏新博士最近在 金融时报 的一篇题为《不要为中国开放屏住呼吸（Don't hold your breath for openness in China）》中写道，“在过去类似严重的危机经常伴随着领导权或是政策的改变。在这次SARS危机中关键的指标是危机会持续多久。如果这场危机延续到秋天，那么最高层政府可能会出现更多的变动。”即使北京成功地控制了SARS危机，这场危机仍然打乱了新领导人的议程，并公开展示了体系的失败之处，谁该负责正在政府内部制造紧张局势。
李成却对SARS危机的持续表示担心，他说如果SARS蔓延而无法控制，或是延续过长时间，这对“第四代”来讲意味着另一种局势，极为不好的局势。
李成博士对“第四代”领导人任内中国政治开放趋势抱有乐观态度。他说，“中国政治民主化走向清楚。可能中国首先实行的民主模式是党内民主，而非西方式民主，从而解决的一个途径是党内派系的公开化。党内派系斗争不再象以前那样你死我活，但是党内权力制衡并未公开化，也未合法化。如果‘第四代‘能够在党内派系公开化、合法化放面解决得好的话，那将是建立健全开放的政治制度的一个好的开始。”
李成博士认为在渐进开放的道路上，新闻媒体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会逐渐开放。而随着“市场经济是法律经济”这一观念深入人心，法律建设在政治议程的地位会提高。
除了短期内对付SARS危机，李成谈到“第四代”面临的两大问题：一个是党和军队国家的关系；其次是党内派系公开化、合法化。
而经济上，李成认为SARS带给新领导阶层一个教训，那就是一位追求经济发展，而没有建立无健全的社会保障体制，这种发展是有限的。
这次SARS危机会让民众思考：改革开放的意义在哪里？SARS这样的危机会促使新领导人更多考虑加大政治透明度，以及国家政权的合法化问题。“第四代”不得不面对并解决弱势群体，尤其是老年人和农民，利益保护的问题，因为这场危机使大家认识到全国的一部分或是中国的一个阶层都和其他人、其他阶层有关。
《华盛顿观察》周刊，2003－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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