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国家中大概只有美国还能正颜厉色地指责中共政权的人权劣迹，虽然美国本国还有死刑并且经常“干涉别国内政”，然而实力外交跟道德没有必然关联，超级大国就有超级大国的霸气和魄力，哪怕它一意孤行，别人也得卖账。别说中共在人权问题上本来就是劣迹斑斑，对于美国，北京连更大的闷气都得忍呢。民族主义者总爱说美国善打人权牌，姑且按照此“牌理”来推演，其他西方国家的确没有实力来打这张牌。已经废除了死刑的西欧国家在批评中国人权问题时，很大一部分是反映了本国的民意和受到媒体的监督。有些小的国家如荷兰、挪威因批评了大陆的人权，而受到北京政府的经济报复。
德国总统在清华大学和南京大学的讲话是经过再三斟酌的。他指出：“中国已经签署了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及公民政治权利公约。像中国这样的大国，长此以往用威权政治是很难治理的。”“中国的宪法里规定人民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结社和宗教的自由。然而这些自由都受到了限制，因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的利益不能受到危害。”（引自德文报Die Welt， 9/13）劳总统说，各项自由权利必须有明确的定义。在跟一千多名师生讨论时，他反驳中国政府将“生存权”放在言论和新闻自由权之上的地位。他强调，一种权利不能向另一种权利让步。
德国的对华政策一向十分谨慎，在科尔总理时代，由于天安门大屠杀，社会舆情激愤，德国政府对李鹏政府实行了经济制裁长达两年之久，和挪威两国算是西方国家中对中国坚持制裁最长的国家。李鹏九十年代以总理的身份到访德国，东藏西躲，到处碰到德国民众和中国人的抗议，他跟柏林市长在布兰登堡城门约好，将以元首的身份，步行穿过城门。结果到时候他临阵逃脱，害市长空等一场。原因是李鹏老远就看见布兰登堡城门前的大片抗议人群和写着“天安门凶手──李鹏”的旗帜，赶忙令司机改道，将他送回安全的宾馆了。德国媒体， 西德意志报（WAZ）甚至故意拿他的名字开玩笑，“鹏”（peng）变成“pang”“砰”── 开枪的声音。李鹏1994年7 月的访德，以落荒而逃告终，在慕尼黑他又受到抗议人群的刺激，终于跟东道主不辞而别，提前坐上飞机逃往下一站的奥地利。一时传为西方媒体当年仲夏夜的笑剧。
科尔时代对华的所谓“沉默外交”（Stille Diplomatie），是只做不说。每位高级的政治官员到中国都带一份政治犯的名单，并且向中方提出人权话题，只不过不对外张扬，以免损害中方的面子。但是这葫芦里卖什么药，媒体和公众界就无法知道了。笔者当年曾因王军涛、吴弘达、魏京生等异议人士的案件而同德国的外交部门有所接触，知道他们谨小慎微的态度，也很清楚企业界欲进军中国市场的明确态度。那时候中国的经济还没有现在的蓬勃朝气，市场也犹抱琵琶，半开不开，德国政府却已经谨慎从事，执意不愿得罪北京。今天中国经济的繁荣和市场的开放又更上层楼，难怪施罗得政府早把人权议题丢在脑后，中德之间的关系已经完全放在经济贸易的重点上了。
劳总统这次在访华期间有关人权话题的“直言”，让德国媒体又追回一点儿尊严，难怪各大报纸如《法兰克福汇报》《南德意志报》《世界报》《时代周报》都以很大的篇幅报道，好像是什么了不起的成就。毕竟没有本钱打“人权牌”的德国，能让具有道德权威的总统直接向北京亮出这张人权的警告牌，是一种值得称道的姿态。
(原载《观察》)(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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