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志刚死后的幸福村

从家中到儿子的墓地距离400米。每天呻吟着在这400米的路上来回往返，成了老木匠孙禄松这些天生活的主要内容。
6月24日中午，当记者带着收容遣送制度被废止的消息，千里迢迢赶到孙志刚家乡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陶店乡幸福村4组的时候，孙禄松和他的父亲孙佑先老人及儿子孙志国正在亲友们的帮助下为孙志刚建造墓地。孙志刚的骨灰还存放在30公里外的黄州殡仪馆里。
“这是我为儿子做的最后一件事情了，我想早点把墓地修好，让儿子尽快回到村里，入土为安。”52岁的孙禄松说。
“孙志刚没了，
我的路断了”
“我们父子3人都在外打工，正在奔小康呀，谁知道志刚突然没了，我的路断了。”孙禄松说，“我家不知道还要几代人才能再培养出一个大学生。”

黄州是个名人辈出的地方，李时珍、李四光、陈潭秋和林彪都是这里人氏，苏东坡也曾被贬到此做官。现在，因为惨死在收容站并因此导致中国废止收容遣送制度的孙志刚也成了“名人”，黄州街上的出租车司机和餐馆服务员都知道有这么一个老乡。
由于村子里的人家大多外出打工挣钱盖起了楼房，孙志刚家那3间20年前修的红砖墙平房非常显眼，“因为供志刚上大学，村里就数我最穷了，但是我儿子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我骄傲呀。”孙禄松说，志刚去年回家过春节时，还跟家里商量，准备抓紧时间挣钱，把供他读书欠下的5万元还完，然后就修楼房。
“我们父子3人都在外打工，正在奔小康呀，谁知道志刚突然没了，我的路断了。”孙禄松说，“我家不知道还要几代人才能再培养出一个大学生。”
孙志刚去年腊月回家时写的4副春联仍然贴在门上，还没有完全褪色的红纸上依然保留着他对父母的感激和对生活的热情。在一副横批是“喜迎新春”的门对上他写道：“风暴雨骤无数朝夕念亲恩，山高路远几回梦里归故乡。”另一副横批为“吉庆有余”的对联则为：“人杰地灵和气生财，天高气爽心旷神怡。”
在孙志刚的家中，神位上方贴着一幅泛黄的“中堂”画，边缘破损处用胶布粘住，那是孙志刚13岁时画的，去年他回家时还说，将来有时间了，要用布料画一副“真正的中堂”取代它，以便长久贴挂。
孙禄松说，孙志刚是个孝顺的孩子，他把工资的一半多交给父母，刚参加工作1年多，他就给家里寄了1万多元。
“我这个儿子呀……他1岁半时，我带他去钓鱼。鱼塘上方有块水田，我在鱼塘里钓，他就和我背靠背，学着我的样子，用一根草扎了个小棉花球做诱饵，要在田里钓鱼。”孙禄松沉浸在对儿子的回忆中。他说，孙志刚从小就与众不同，有理想，有意志。村里办婚事，放电影，他从来不去凑热闹，把自己关在家中学习。“夏天太热了，我把家里惟一的电扇给他送去，他说心静自然凉，又把电扇推回来。”
孙禄松搬出儿子的作品集，向记者展示孙志刚创作的油画、水粉画、织锦、剪纸、织花和广告设计，这些层出不穷的灵感结晶无言地向记者讲述着主人五光十色的内心世界。
翻开2001年孙志刚的大学毕业纪念册，从同学们的毕业赠言中我们发现，他人缘极好。同学余鲲写道：“刚哥：你的歌声陪伴了我们大伙4年，说实话，搞得太另类了，还不习惯。而你的人生也搞得蛮舒服，一是画点画，二是那么多女孩喜欢你。”李吉志写道：“大哥：你是我值得尊敬的一位同学，你的为人，就像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女同学王诗彦写道：“你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虽然你有时很啰嗦。”
在另一本影集中，我们看到了孙志刚的女朋友，一个非常漂亮的时装模特儿，孙禄松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照片上，连连叹息：“儿子说等到两人事业有成后就要结婚，唉……”
当地最大的墓
“在取消收容制度的过程中案，我儿子是作了贡献的。我还认为，建造这个墓碑的目的，并不是仅仅为了悼念儿子，更是为了让社会更加尊重生命，尊重公民的权利。”孙禄松说。

到达孙志刚的墓地时，记者吃了一惊：这是一个面积80多平米的墓地！四周已经用红砖砌好了“风水墙”。安放在前后两方墙上的6套被称为“墓墩”的青色石材被打磨得非常圆润，很有档次。
孙志刚的四舅吴楚雄告诉记者，墓墩是黄州一家石材进出口公司的产品。黄州的石材非常有名，石材远销美国、新加坡、韩国、日本、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价格是每材80美元。这次孙志刚家共向这家公司买了81材，总重达5吨多。不过，这批石材都是次品和荒料，不能出口，加之公司老板是本地人，非常同情孙家遭遇，所以这批石材总共只花了19800元。记者仔细查看，墓墩上果然有细小的裂缝和白色斑点。
吴楚雄向记者描述了墓地建成后的“效果图”：四周风水墙将用水泥封合，上面雕有龙狮，并置有栏杆和扶手，后墙上有“二龙戏珠”的雕刻；墓地将用石块铺成地面；墓地中央矗立墓碑，墓碑由1块主碑和3台辅碑构成，主碑矗立在辅碑之上，整个碑总重量达到7.18吨，高3.2米。装骨灰盒的墓大约4平方米，还没有确定是置于碑前还是碑后。一座花台将环绕在墓的周围，花台内种上长青树。墓地入口处建7级或9级水泥台阶。整座墓地的造价估算为3万多元。
孙志刚之墓是当地最大的墓，孙禄松承认自己决定如此规模时确实有过顾虑，但很快就打消了，“如果儿子不是这样死法，我是不会这样做的。”孙禄松说，广州赔偿的钱是儿子用命换来的，只有尽量在他身上花点，自己的心才能安稳。儿子是做设计的，平时就爱好看，就要尽量把墓做好看点。
“更重要的是，在取消收容制度的过程中，我儿子是作了贡献的。我还认为，建造这个墓碑的目的，并不是仅仅为了悼念儿子，更是为了让社会更加尊重生命，尊重公民的权利。我希望它对一些政府部门起到警示作用。”孙禄松说。
孙禄松希望有人能帮他写一篇反映“孙志刚案”本质的《墓志铭》。
村长欢呼“第四次解放”
“如果把土地改革作为农民的第一次解放的话，包产到户是农民得到的第二次解放，去年的农村税费改革是对农民的第三次解放，而这次取消收容遣送制度就是对农民的第四次解放。”袁国树用开会讲话的口吻总结道。 孙志刚家所在的幸福村共有1037人，劳动力人口为607人，外出打工的有59人，多数为二三十岁的青年，主要流向地为深圳、潮州、温州等沿海发达地区。
对于本村到底有多少外出务工农民被收容过，村长袁国树说自己不清楚，“在我们农村人看来，被警察抓过是丢脸的事情，不管你是什么原因。所以，被收容过的人害怕被乡亲们歧视，根本不敢说给外人听，更不用说向组织反映了。”
通过记者和孙禄松的再三努力，孙禄松的堂兄孙禄福终于向记者坦承，他的两个在外打工的儿子都被收容过。1999年，他的小儿子从广东中山市前往坪山找工作，带了身份证，仍被警察以没有暂住证为由，抓去收容，一进收容站就被要求拿300元钱去赎，否则当天晚上就要被送往潮州挖煤。小儿子打电话找了在当地打工的老乡，老乡又打电话回黄州，孙禄福急坏了，求老乡先垫钱赎人，自己连夜借钱，第二天天不亮就赶进城给老乡寄钱去，小儿子方才免了那场后果难测的“牢狱之灾”。2000年，他在东莞打工的大儿子到深圳看望在那里打工的女友，就被联防队员抓到了收容站。幸亏收容站的一个工作人员是黄州老乡，听出了他的乡音，才免费把他放了。
袁国树的女儿初中毕业后也在深圳打工。他说：“我有两怕。一怕社会风气不好，女儿被带坏；二怕女儿无缘无故被收容。”
尽管采访是在孙志刚家中这个特殊的环境中进行的，但说到政府取消收容遣送制度，袁国树露出了憨厚的笑容：“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传得比风还快，不到一天时间全村就家喻户晓了。嘿嘿，这下可以每天晚上都睡个安稳觉了。”连孙禄松也受到了感染，愁眉初展：“感谢政府，天下的父母都不会再担心他们在外打工的孩子成为第二个孙志刚了。”
袁国树用开会讲话的口吻总结说：“我觉得，如果把土地改革作为农民的第一次解放的话，包产到户是农民得到的第二次解放，去年的农村税费改革是对农民的第三次解放，而这次取消收容遣送制度就是对农民的第四次解放。农民种田赚不到钱，外出打工又要被收容遣送，被公然敲诈勒索的恶性循环结束了，农民有更多的出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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