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志剛死後的幸福村

從家中到兒子的墓地距離400米。每天呻吟著在這400米的路上來回往返，成了老木匠孫祿松這些天生活的主要內容。
6月24日中午，當記者帶著收容遣送制度被廢止的消息，千里迢迢趕到孫志剛家鄉湖北省黃岡市黃州區陶店鄉幸福村4組的時候，孫祿松和他的父親孫佑先老人及兒子孫志國正在親友們的幫助下為孫志剛建造墓地。孫志剛的骨灰還存放在30公里外的黃州殯儀館裡。
「這是我為兒子做的最後一件事情了，我想早點把墓地修好，讓兒子盡快回到村裡，入土為安。」52歲的孫祿松說。
「孫志剛沒了，
我的路斷了」
「我們父子3人都在外打工，正在奔小康呀，誰知道志剛突然沒了，我的路斷了。」孫祿松說，「我家不知道還要幾代人才能再培養出一個大學生。」

黃州是個名人輩出的地方，李時珍、李四光、陳潭秋和林彪都是這裡人氏，蘇東坡也曾被貶到此做官。現在，因為慘死在收容站並因此導致中國廢止收容遣送制度的孫志剛也成了「名人」，黃州街上的出租車司機和餐館服務員都知道有這麼一個老鄉。
由於村子裡的人家大多外出打工掙錢蓋起了樓房，孫志剛家那3間20年前修的紅磚牆平房非常顯眼，「因為供志剛上大學，村裡就數我最窮了，但是我兒子是村裡的第一個大學生，我驕傲呀。」孫祿松說，志剛去年回家過春節時，還跟家裡商量，準備抓緊時間掙錢，把供他讀書欠下的5萬元還完，然後就修樓房。
「我們父子3人都在外打工，正在奔小康呀，誰知道志剛突然沒了，我的路斷了。」孫祿松說，「我家不知道還要幾代人才能再培養出一個大學生。」
孫志剛去年臘月回家時寫的4副春聯仍然貼在門上，還沒有完全褪色的紅紙上依然保留著他對父母的感激和對生活的熱情。在一副橫批是「喜迎新春」的門對上他寫道：「風暴雨驟無數朝夕念親恩，山高路遠幾回夢裡歸故鄉。」另一副橫批為「吉慶有餘」的對聯則為：「人傑地靈和氣生財，天高氣爽心曠神怡。」
在孫志剛的家中，神位上方貼著一幅泛黃的「中堂」畫，邊緣破損處用膠布粘住，那是孫志剛13歲時畫的，去年他回家時還說，將來有時間了，要用布料畫一副「真正的中堂」取代它，以便長久貼挂。
孫祿松說，孫志剛是個孝順的孩子，他把工資的一半多交給父母，剛參加工作1年多，他就給家裡寄了1萬多元。
「我這個兒子呀……他1歲半時，我帶他去釣魚。魚塘上方有塊水田，我在魚塘裡釣，他就和我背靠背，學著我的樣子，用一根草紮了個小棉花球做誘餌，要在田裡釣魚。」孫祿松沉浸在對兒子的回憶中。他說，孫志剛從小就與眾不同，有理想，有意志。村裡辦婚事，放電影，他從來不去湊熱鬧，把自己關在家中學習。「夏天太熱了，我把家裡惟一的電扇給他送去，他說心靜自然涼，又把電扇推回來。」
孫祿松搬出兒子的作品集，向記者展示孫志剛創作的油畫、水粉畫、織錦、剪紙、織花和廣告設計，這些層出不窮的靈感結晶無言地向記者講述著主人五光十色的內心世界。
翻開2001年孫志剛的大學畢業紀念冊，從同學們的畢業贈言中我們發現，他人緣極好。同學余鯤寫道：「剛哥：你的歌聲陪伴了我們大夥4年，說實話，搞得太另類了，還不習慣。而你的人生也搞得蠻舒服，一是畫點畫，二是那麼多女孩喜歡你。」李吉志寫道：「大哥：你是我值得尊敬的一位同學，你的為人，就像一個真正的男子漢。」女同學王詩彥寫道：「你是一個樂於助人的人，雖然你有時很囉嗦。」
在另一本影集中，我們看到了孫志剛的女朋友，一個非常漂亮的時裝模特兒，孫祿松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照片上，連連嘆息：「兒子說等到兩人事業有成後就要結婚，唉……」
當地最大的墓
「在取消收容制度的過程中案，我兒子是作了貢獻的。我還認為，建造這個墓碑的目的，並不是僅僅為了悼念兒子，更是為了讓社會更加尊重生命，尊重公民的權利。」孫祿松說。

到達孫志剛的墓地時，記者吃了一驚：這是一個面積80多平米的墓地！四周已經用紅磚砌好了「風水牆」。安放在前後兩方牆上的6套被稱為「墓墩」的青色石材被打磨得非常圓潤，很有檔次。
孫志剛的四舅吳楚雄告訴記者，墓墩是黃州一家石材進出口公司的產品。黃州的石材非常有名，石材遠銷美國、新加坡、韓國、日本、臺灣、香港等國家和地區，價格是每材80美元。這次孫志剛家共向這家公司買了81材，總重達5噸多。不過，這批石材都是次品和荒料，不能出口，加之公司老闆是本地人，非常同情孫家遭遇，所以這批石材總共只花了19800元。記者仔細查看，墓墩上果然有細小的裂縫和白色斑點。
吳楚雄向記者描述了墓地建成後的「效果圖」：四周風水牆將用水泥封合，上面雕有龍獅，並置有欄杆和扶手，後牆上有「二龍戲珠」的彫刻；墓地將用石塊鋪成地面；墓地中央矗立墓碑，墓碑由1塊主碑和3臺輔碑構成，主碑矗立在輔碑之上，整個碑總重量達到7.18噸，高3.2米。裝骨灰盒的墓大約4平方米，還沒有確定是置於碑前還是碑後。一座花臺將環繞在墓的周圍，花臺內種上長青樹。墓地入口處建7級或9級水泥台階。整座墓地的造價估算為3萬多元。
孫志剛之墓是當地最大的墓，孫祿松承認自己決定如此規模時確實有過顧慮，但很快就打消了，「如果兒子不是這樣死法，我是不會這樣做的。」孫祿松說，廣州賠償的錢是兒子用命換來的，只有盡量在他身上花點，自己的心才能安穩。兒子是做設計的，平時就愛好看，就要盡量把墓做好看點。
「更重要的是，在取消收容制度的過程中，我兒子是作了貢獻的。我還認為，建造這個墓碑的目的，並不是僅僅為了悼念兒子，更是為了讓社會更加尊重生命，尊重公民的權利。我希望它對一些政府部門起到警示作用。」孫祿松說。
孫祿松希望有人能幫他寫一篇反映「孫志剛案」本質的《墓誌銘》。
村長歡呼「第四次解放」
「如果把土地改革作為農民的第一次解放的話，包產到戶是農民得到的第二次解放，去年的農村稅費改革是對農民的第三次解放，而這次取消收容遣送制度就是對農民的第四次解放。」袁國樹用開會講話的口吻總結道。 孫志剛家所在的幸福村共有1037人，勞動力人口為607人，外出打工的有59人，多數為二三十歲的青年，主要流向地為深圳、潮州、溫州等沿海發達地區。
對於本村到底有多少外出務工農民被收容過，村長袁國樹說自己不清楚，「在我們農村人看來，被警察抓過是丟臉的事情，不管你是什麼原因。所以，被收容過的人害怕被鄉親們歧視，根本不敢說給外人聽，更不用說向組織反映了。」
通過記者和孫祿松的再三努力，孫祿松的堂兄孫祿福終於向記者坦承，他的兩個在外打工的兒子都被收容過。1999年，他的小兒子從廣東中山市前往坪山找工作，帶了身份證，仍被警察以沒有暫住證為由，抓去收容，一進收容站就被要求拿300元錢去贖，否則當天晚上就要被送往潮州挖煤。小兒子打電話找了在當地打工的老鄉，老鄉又打電話回黃州，孫祿福急壞了，求老鄉先墊錢贖人，自己連夜借錢，第二天天不亮就趕進城給老鄉寄錢去，小兒子方才免了那場後果難測的「牢獄之災」。2000年，他在東莞打工的大兒子到深圳看望在那裡打工的女友，就被聯防隊員抓到了收容站。幸虧收容站的一個工作人員是黃州老鄉，聽出了他的鄉音，才免費把他放了。
袁國樹的女兒初中畢業後也在深圳打工。他說：「我有兩怕。一怕社會風氣不好，女兒被帶壞；二怕女兒無緣無故被收容。」
儘管採訪是在孫志剛家中這個特殊的環境中進行的，但說到政府取消收容遣送制度，袁國樹露出了憨厚的笑容：「當時聽到這個消息大家都高興得不得了，傳得比風還快，不到一天時間全村就家喻戶曉了。嘿嘿，這下可以每天晚上都睡個安穩覺了。」連孫祿松也受到了感染，愁眉初展：「感謝政府，天下的父母都不會再擔心他們在外打工的孩子成為第二個孫志剛了。」
袁國樹用開會講話的口吻總結說：「我覺得，如果把土地改革作為農民的第一次解放的話，包產到戶是農民得到的第二次解放，去年的農村稅費改革是對農民的第三次解放，而這次取消收容遣送制度就是對農民的第四次解放。農民種田賺不到錢，外出打工又要被收容遣送，被公然敲詐勒索的惡性循環結束了，農民有更多的出路了。」

外灘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