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年前，有人许诺草民以更好的生活，条件是集中所有的物质力量，统一管理。所以当时草民的工资是非常低的，他创造的财富更多的被集中起来，成为国家的财富。由国家负责他的医疗、住房、教育、子女。一辆自行车要一百多元，而当时的工资却是十几块。我想这是合理的，因为集中起来的财富给了他们食堂、幼儿园、公费医疗、免费住房。这是低工资换取来的，虽然不能很灵活的选择，但是一切毕竟是免费的，而且据说是最大限度的利用了宝贵的资源。
接下来的事就奇怪了，又一次有人说要有更更好的生活出现，我们要走向市场了！所以我们要改革了，房子要卖给个人，医疗要自己交保险，幼儿园和食堂要交给专门的公司管理。我奇怪的是，一个工人，忍受了40年的低收入，原本是他创造的大部分价值被国家统一征收，已经变成了他的住房、医疗费用、大食堂，这些东西本来就应该属于他的，现在凭什么要他去用自己嘴里、身上一点点扣出来省下的钱去把本来就属于自己的东西再买回来？！有人又说，我们已经考虑到大家许多年来的贡献，所以一套房子在各种政策的平衡下只要一两万块就可以买下来。我就更奇怪了，这好象是已经很体谅了，草民很是占了很大的便宜了。可是，按照当年的承诺，草民本该一分钱不花的啊！几万块是可以拿出来的，可是这是在付出了40年的长期付款后自己省下的钱啊！本该一分不花，变到了“仅仅花几万块”这有本质的不同的啊！草民凭什么要去花钱买属于自己的东西，一样东西交两回钱？最后，终于有人说，这叫阵痛，是必须付出的代价。我顿时明白了，一代人对于我们的整体，也是野草，所以也是可以被牺牲的。
那么那些承诺怎么办呢？我不敢说出“欺骗”这个伤人的单词，所以我怀疑“信用”和“信任”这两个单词。于是我把目光投向了大萧条时代的“罗斯福新政”，这个国家在1860年承诺自己的国民，政府将是“民治的、民享的、民权的”。所以在最困难的时候，国家承担起了银行的信用，美国人在门口挂着蓝鹰标志的银行前排起了长队。当一个家庭的四个儿子都已经战死沙场的时候，有的国家会花费更多的人力物力去把最后一个小儿子接回来，免除他的作战任务。而不是英雄母亲把最后一个儿子送上战场，让最后一个儿子去继续完成一个家庭对国家已经本来超额完成的任务。还有的国家承诺过自己的国民，“世界都已经抛弃了我们，我们绝对不会抛弃自己人。”所以当自己的士兵冰凉的躯体倒在戈兰高地而没有回到祖国怀抱的时候，他们不惜再次发动集团冲锋，更多人倒下而换取那一具冰冷的尸体。
我再次拿出了字典，看见了“尊重”这个单词。当一个国家对哪怕是个体的生命和尊严表示出充分尊敬的时候，当一个国家承诺了人民并勇敢承担了对人民的诺言的时候，它就为人民所尊重。只有我自己不被当成是草，而是一个人那样尊重的时候，我才会有为这个国家去死的冲动；我才会在国家艰难的时候，向国家银行捐献自己的金银，作为国家的硬通货储备；我才会在所有的社会活动中坚持我的原则，保证我的信用，努力的工作而不是消极怠工，诚实的纳税而不是拼命逃税。因为我的国家关心我，尊重我，所以我也关心它，尊重它，并且愿意将我的命运和他息息相关，愿意为了他而去牺牲自己。因为我知道即使是我去死神那里了，我的家人，我所爱的人，依然会在国家的怀抱里，他们依然会被尊重，会被关心，会过上承诺中的幸福生活。因为我信任自己的国家，就象信任自己一样，当我明确它必然走在它承诺过的路上，它张开双臂平等的、无差别的拥抱它的每一个子民的时候，我愿意死在自己的工作台上，愿意在险恶的工作环境的奋斗，愿意在战场上微笑着倒下。我没有顾虑，没有恐惧，我以为自己是荣耀的，能为这样的国家而努力牺牲是我最大的荣耀，我相信我无论是在现实中或者天堂里，我都将上升进入荣耀之堂。
这和我自己被动的牺牲掉是两个概念，我不愿意象压仓的石头，在漏水的时候，将我抛进大海。草民其实需要的很少，只需要你把他当个人看，尊重他而不是轻视他。当社会的每个个体都如同外国元首一样尊敬的时候，这个国家将是伟大的，不可战胜的。如果我是那条船上的水手，船长如同爱自己的儿子一样的爱我，在船漏水下沉的时候，我愿意放弃我的救生圈，跳进冰冷的海水里，自愿去做那块压仓的石头，把更多生的希望留给我爱的船长。
而当以任何借口将我牺牲掉的同时，当以任何借口对自己的承诺的食言解释时，很难想象我的理智会告诉我自己，要坚持道德力量的约束，要有责任和使命感。当将军吹响进攻的号角时，面对战场，我是茫然的，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而去战斗，为什么要去冒生命的危险。当我死亡了以后，我的家人除了一纸电报以外，生活因为我的离开而变得困顿的时候；当我被俘虏归来，我并没有被认为是已经对国家尽完了义务的英雄，而是象一块耻辱的伤疤而用尽办法遮盖住的时候。我也许依然会往前冲，因为我需要杀死敌人而活下来。我的命运是非人，所以我只是一台杀戮的机器。我的身上是钢印的出厂序列号，我还能创造价值的时间就是我的产品保质期，我被牺牲和放弃的原因是我已经是过期产品。
《后记》
我再也不能对身边发生的一幕幕的不幸的事情视若无睹。他们处在这个社会的最底层，他们的遭遇无人关注，他们的声音没有人愿意听，他们的痛苦无人给与哪怕只是最廉价的慰藉。
我沉默，因为受压迫。我控诉，因为我愤怒。
我不会再像犬儒主义者一样躲在自恋上的小圈子孤芳自赏，我要象那离弦的箭奋力飞出。虽然我的力道不足，甚至我不知道仇恨的目标在哪里，但我仍将飞出，哪怕会立刻“砰”然坠落。
也许每个人都会有烦恼，领导要为每天喝不完的革命小酒发愁，款爷要为到处找不到处女发愁，王朔之流要为怎样出名赚钱发愁，卫慧等人要为中国男人的阳痿发愁。这是一个黑白颠倒，是非不份，冷酷无情的社会。
我每天下班都很晚，常常会买个烧饼回家，虽然我并不喜欢吃。卖烧饼的是个瞎了右眼的老太婆，因为没有路灯，她在摊上挂了个手电筒照明，一个饼只卖0.5元。我住在湖北的一个小城市，冬天的晚上非常冷。可从晚上7点中一直到12点整，都会有无数年龄不超过10岁的小女孩在卖花。每次看到她们，我常常会想起上学时候学过的一篇课文“卖火柴的小女孩”。
一个衣食无忧的人永远也不会体验到挈诃夫《苦恼》里所描写的马车夫的痛苦。我也是处在社会底层的人，我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9小时，打开一个网页要5分钟，但我仍要说出这些话。为了我，也为了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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