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就是“testimony”，而不是证明，是对信仰的公开表白，并不是为了向公众拿出自己所信仰的神存在的证据，那种事情在基督教里面是“护道学”要做的事情。所以杨小凯的见证我很尊重，因为这毕竟是他对神的爱慕，在见证中是无理性可言的，虽然他说得那么理性，爱神要忘我，哪来的理性。
诸位仁兄竟然把基督教和未来中国联系在了一起，竟然希望上帝先给中国难产的宪政热身。想法虽好，但是可能你们一次都没有去真正的教会，不了解基督教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以及根本不理解基督教本身的规律。
我从我的见证开始试图把这些问题理一理。
喜欢基督教和信基督教是完全两回事情。喜欢基督教的人我们叫“慕道友”，信基督教的人是“基督徒”。我从高一开始就应当算“慕道友”，那都是来源于 “良友”、“益友”电台的吸引，我觉得他们的声音很好听，那种“把你的财富放在天上，跟我走”的说话方式很刺激。也一直读圣经、去教堂。
真正相信的只是一天晚上，那是大二了，因为什么事情我感觉到我的人生的所有的骄傲都被击垮了，我就跪下来说，主啊，救救我。然后就突然有醍醐灌顶的温暖和被拯救的回音。那时候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基督教最大的内核并不是说，“主在”，而是，“求主，主在”。基督教是一个非常精妙的祷告结构，所有的目的就是为了建立上帝和人之间的联系。路德之所以开始新教新路，也是希望这个沟通过程更加直接，也更加不被误导。（当然，天主教有另外的想法，此处暂时不讨论）
“祷告”是基督教的核心，凡事必先祷告。对于基督徒来说，祷告是很幸福的事情，每每我在安静处向主祷告的时候，人生就被稳稳地托住，好像孩子在母亲的怀抱。维特根斯坦说，凡是能说清楚的，都可以说清楚，凡是不能说清楚的，我们必须保持沉默。这是哲学家的态度，对于信仰者来说，无须沉默，祷告即可。
对于我来说，神的真实性根本用不着论证，你放出一万条证据给我说神不存在我也不在乎，因为他天天托着我，这是极为个人的体验，而且他根本就不是实证体系之产物，必然不会被实证所击倒。我理解他和理解自己的死亡一样切实，无法言传，别人也无权干涉。这是我最重要的权利。失去言论自由，我还能闭嘴，失去信仰自由，我只能自杀了。
至于对于基督教的传播来说，有一些护道的东西会更好点，就仿佛一个好的营销体系能帮助好产品得到更好推广一样。但是问题是，这些不重要。你信不信神，不是我能帮助你相信什么的，你信神，是你对神的存在做的自由意志判断，这个判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靠什么营销体系的诱骗根本不能让你作出真正的决定。而且，一个靠吓唬和诱惑而成为的基督徒，是一个太容易在吓唬和诱惑之物消失之后背叛主的人了。
因此，从基督教的角度上看，如果告诉大家基督教有利于民主之类，顶多是激起更多的人喜欢同情基督教，但却不能让更多的人成为基督徒。因为信仰上帝之国的人，不能冲着地上理想国的名头加入基督教，那样，你就找错了路。
在基督教里，信神得越深越受到尊重，所以一些不识字的妇女或者农村的信众，反而是基督教的中坚和骨干，在“灵命”中，在主的心中，他远远超过那些游离的有知识的基督徒。“大众基督徒”在中国的人数有千万之众，他们的民主素质并不比其他非基督教徒好多少，这些人恰恰是很多宪政人士认为是素质底无法成为宪政基础的人。现在你们把基督教列入宪政的热身项目，是不是很自我矛盾，结果很滑稽？
基督教是救人的，不是救国的。基督徒心目中追求的国度，是和“启示录”、“主再来”相关的充满了死亡、审判意象的“上帝的统治”，不是“三权分立”人的统治。自由主义宪政最大程度保护每个人恶的权利，而基督教要求每个人忏悔所有的罪恶。这在逻辑上是两条道路。
如果在公共领域把这两件事情做在一起（传播基督教、传播宪政理念），就会发生非常古怪的问题：传播者到底是抨击人的恶，还是保护人的恶？是希望抗争内在化，还是希望抗争世俗化？当然，基督教和自由主义还是很多时候可以同一口径的，比如对人权的捍卫、比如对宗教信仰的捍卫、对恶势力的反抗，所以在韩国，基督教对一个已经有宪政合法性存在的国度的正面作用是有的。但要靠基督教来全面建立宪政的合法性，必然要遇到上述逻辑不一致的领域，这是非常致命的。
其实基督教救国论或者类似宗教可以帮助民主的论断，一直就存在，但是一直得到的反响就不多。任不寐的神学自由主义就是一个代表，但是如果大家观察仔细的话，就会发现，任主要是在人权和自由方面进行呼吁，因为在这些方面，基督教和自由主义是不矛盾的。
至于远志明的东西，我只感觉可怕，一个人竟然论证中国是“神州”所以曾经是神来过的国度，老子可能是上帝的化身之类的东西，我说一句这是异端总不为过吧。我们要传的福音是主的福音，不是某些人某些团体某个民族的福音。
基督教不是民主工具、不是救国法宝，他只是一个个人层面的信仰，在这个话语体系中，主的声音独大。
诸位仁兄竟然把基督教和未来中国联系在了一起，竟然希望上帝先给中国难产的宪政热身。想法虽好，但是可能你们一次都没有去真正的教会，不了解基督教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以及根本不理解基督教本身的规律。
我从我的见证开始试图把这些问题理一理。
喜欢基督教和信基督教是完全两回事情。喜欢基督教的人我们叫“慕道友”，信基督教的人是“基督徒”。我从高一开始就应当算“慕道友”，那都是来源于 “良友”、“益友”电台的吸引，我觉得他们的声音很好听，那种“把你的财富放在天上，跟我走”的说话方式很刺激。也一直读圣经、去教堂。
真正相信的只是一天晚上，那是大二了，因为什么事情我感觉到我的人生的所有的骄傲都被击垮了，我就跪下来说，主啊，救救我。然后就突然有醍醐灌顶的温暖和被拯救的回音。那时候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基督教最大的内核并不是说，“主在”，而是，“求主，主在”。基督教是一个非常精妙的祷告结构，所有的目的就是为了建立上帝和人之间的联系。路德之所以开始新教新路，也是希望这个沟通过程更加直接，也更加不被误导。（当然，天主教有另外的想法，此处暂时不讨论）
“祷告”是基督教的核心，凡事必先祷告。对于基督徒来说，祷告是很幸福的事情，每每我在安静处向主祷告的时候，人生就被稳稳地托住，好像孩子在母亲的怀抱。维特根斯坦说，凡是能说清楚的，都可以说清楚，凡是不能说清楚的，我们必须保持沉默。这是哲学家的态度，对于信仰者来说，无须沉默，祷告即可。
对于我来说，神的真实性根本用不着论证，你放出一万条证据给我说神不存在我也不在乎，因为他天天托着我，这是极为个人的体验，而且他根本就不是实证体系之产物，必然不会被实证所击倒。我理解他和理解自己的死亡一样切实，无法言传，别人也无权干涉。这是我最重要的权利。失去言论自由，我还能闭嘴，失去信仰自由，我只能自杀了。
至于对于基督教的传播来说，有一些护道的东西会更好点，就仿佛一个好的营销体系能帮助好产品得到更好推广一样。但是问题是，这些不重要。你信不信神，不是我能帮助你相信什么的，你信神，是你对神的存在做的自由意志判断，这个判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靠什么营销体系的诱骗根本不能让你作出真正的决定。而且，一个靠吓唬和诱惑而成为的基督徒，是一个太容易在吓唬和诱惑之物消失之后背叛主的人了。
因此，从基督教的角度上看，如果告诉大家基督教有利于民主之类，顶多是激起更多的人喜欢同情基督教，但却不能让更多的人成为基督徒。因为信仰上帝之国的人，不能冲着地上理想国的名头加入基督教，那样，你就找错了路。
在基督教里，信神得越深越受到尊重，所以一些不识字的妇女或者农村的信众，反而是基督教的中坚和骨干，在“灵命”中，在主的心中，他远远超过那些游离的有知识的基督徒。“大众基督徒”在中国的人数有千万之众，他们的民主素质并不比其他非基督教徒好多少，这些人恰恰是很多宪政人士认为是素质底无法成为宪政基础的人。现在你们把基督教列入宪政的热身项目，是不是很自我矛盾，结果很滑稽？
基督教是救人的，不是救国的。基督徒心目中追求的国度，是和“启示录”、“主再来”相关的充满了死亡、审判意象的“上帝的统治”，不是“三权分立”人的统治。自由主义宪政最大程度保护每个人恶的权利，而基督教要求每个人忏悔所有的罪恶。这在逻辑上是两条道路。
如果在公共领域把这两件事情做在一起（传播基督教、传播宪政理念），就会发生非常古怪的问题：传播者到底是抨击人的恶，还是保护人的恶？是希望抗争内在化，还是希望抗争世俗化？当然，基督教和自由主义还是很多时候可以同一口径的，比如对人权的捍卫、比如对宗教信仰的捍卫、对恶势力的反抗，所以在韩国，基督教对一个已经有宪政合法性存在的国度的正面作用是有的。但要靠基督教来全面建立宪政的合法性，必然要遇到上述逻辑不一致的领域，这是非常致命的。
其实基督教救国论或者类似宗教可以帮助民主的论断，一直就存在，但是一直得到的反响就不多。任不寐的神学自由主义就是一个代表，但是如果大家观察仔细的话，就会发现，任主要是在人权和自由方面进行呼吁，因为在这些方面，基督教和自由主义是不矛盾的。
至于远志明的东西，我只感觉可怕，一个人竟然论证中国是“神州”所以曾经是神来过的国度，老子可能是上帝的化身之类的东西，我说一句这是异端总不为过吧。我们要传的福音是主的福音，不是某些人某些团体某个民族的福音。
基督教不是民主工具、不是救国法宝，他只是一个个人层面的信仰，在这个话语体系中，主的声音独大。
（2003-01-31于关天茶舍）(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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