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焦国标先生认为“中宣部害了十四种大病”。这个“病”字就是焦先生的错误认识。我认为，中宣部的问题并不是一些“病”，而是一些专权行为、犯罪行为。把专权行为、犯罪行为说成是一种“病”，也可以说是一种委婉的说法。但是，这同时也就说明了焦先生的思想的局限性。而且，中宣部的问题，实质上只是整个共产党专权集团的问题的一部分；中宣部的专权，实质上也只是整个共产党专权集团的专权的一部分。所以，说中宣部有“病”而要求共产党为其“治病”，这似乎就是焦先生的意思了。中国社会上也有很多人把当今中国的各种问题都归结到中宣部、纪委、人大等部门，甚至是归结到某些具体的领导人、主管的身上，从而要求共产党去解决这些问题。这就等于是要求共产党运用它的专权去解决中宣部、纪委等部门的专权。而这就等于是肯定了共产党的专权。因此，这些都是维护共产党公权阶级的专权统治的思想和主张，这些对于我们都是毫无意义和作用的。其实，中国各种问题的实质根源，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整个专权体系！在于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体的整个公本专权阶级！
其次，焦国标先生提出的解决中宣部问题的方法是没有任何作用的，也是不可行的。第一，“撤消各级宣传部”。对人们的思想、言论等的控制和压制，是任何专权统治者的必要行为，即使没有了“中宣部”，也必然会有其它的“某某部”、“某某局”去实施这样的行为。第二，“制定一部《宣传部工作法》”。宣传部的权力，其实就是对新闻媒体、对公民等的专权，就是侵权、犯罪，而这些东西是绝不可能用明文的、完整的法律条文规范出来的。所以，就算共产党制定了什么《宣传部工作法》，它也必定是模糊不清的，这样的法，有法等于无法。这反而会为中宣部的专权行为披上“合法”的外衣。第三，“为中宣部的功罪盘点”、“建立宣传部工作日志制度”、“建立宣传部工作事故追惩制度”、“增加中宣部工作透明度”。那些“记录”，即使存在也只能是共产党专权集团的“内部资料”，而绝不是能够“公布于众”的。中宣部的工作本来就是要禁止“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如果能够把中宣部的那些事公布出来的话，那就充分证明中国已经有“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了，那还要中宣部干什么？这岂不是自相矛盾？
中国共产党有很多的“御用文人”，这些人常常写一些“中国问题”、“中国改革”之类的文章，这些无非是顺应共产党的要求，给共产党冠以“改革”、“进步”、“发展”等的“伟大形象”。还有一些人就是“独立文人”（独立知识分子），这些人往往是“以事实为依据”，讲一些具体的问题，却还是不得不顾忌共产党，从而，也就必定会肯定共产党的专权（而不敢反对共产党的专权或是根本就不会想到共产党的专权），这些人也常是共产党“恳谈”的对象。焦国标先生大概就是属于“独立文人”吧。不过，焦先生人在内地，却敢于公开反对中宣部，这就足见焦先生的非凡勇气及其个人品质的高尚。
共产党常说：“团结就是力量”。这一句话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同样适用的。我们这些人，还有中国的十几亿人，都是被共产党公本专权阶级侵占了应有权力的人，我们只是没有选举权，没有言论自由权，没有新闻自由权，而其他还有十几亿人，却是那些公本专权者、那些官僚败吏们的直接压迫、侵害者。但是，我们这些所有的人，却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被专权”。我们的应有权力都被侵占了，我们都是“无权者”，我们都属于“无权阶级”。我们这些所有的人，也都有着一个共同的敌人，就是－－“公本专权阶级”！而“公本专权阶级”的主体，就是－－共产党专权集团！
所以，我们不但要“讨伐”中宣部，我们还更要“讨伐”共产党的整个专权体系！“当下中国社会文明发展的瓶颈是什么？” 是共产党的整个专权体系！“当下中国文明发展的绊脚石是什么？”是共产党的整个专权体系！“当下中国为邪恶势力和腐败分子撑起最大最有力的保护伞的是谁？” 是共产党的整个专权体系！
我们不要再相信共产党的那套什么“某某主义”、“某某思想”、“某某理论”之类的了，也不要再相信共产党的什么“英明领导”了，更不要再为共产党说好话了，我们要有自己的理论、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文化，我们要勇敢地站出来，高呼：“我们反对共产党！”
致
礼！
吴中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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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04-11
（新世纪）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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