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主任助理王如登6月20号的言论简直是狗屁不通，他的话不仅有个立场对不对的问题，更致命的是这些话就不是现代人说的，读后让人感到他是从古墓里走出来的一个幽灵----不具有现代社会的起码意识，竟拿来教训人，真叫人莫明其糊涂。
现代社会最本质的方面是什么呢？就是政党政治。
政党政治的要害又是什么？就是不仅承认对立，赋予对立以合法性，更重要的是现代社会借重对立，把对立看成是致社会公平、人类正义的条件。
所谓对立，是理性的对立，理性的对立表现为不同意识间的相互批判，批判就是求证。因而现代社会是以批判为动力的社会。
政党只是反映对立，从对立里吸收活力的组织形式。
现代社会改变了以往社会那种消极稳定观点，代之以积极稳定。以往社会对秩序的理解是静态的，是向“治”要秩序，要安定，因而使社会分裂为治与被治两大对立板块。它必然把社会的秩序看成是一种受作用的结果，因而强化“治”，是一种强调作用力的消极性安定，是以对许多积极活力的压抑扼杀为条件的，它不能提供公平。没有公平当然也就没有安定，社会就处在不断的对抗循环中。现代社会理解到社会既是活力的，活力就不是一种绝对安定，社会始终是不同力量的共处，只要有不同力量就必定有相互作用的发生，这是永远的。因而就转而承认不同社会力量间的互作用，在这种互作用里寻求动态的发展着的安定，特别着眼于吸收从对立里唤发出来的活力，把互作用理解为社会活力的源泉和社会公正的条件。消极安定的观念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因为它假设出一个“被治理”，使大量的社会活力在“被治理”里被封杀。随着人类认识的深入和扩展，人们理解到人类理性的活力赖于批判，批判总是互间的、相对的，这样一种觉悟很自然地就植之于生活，使社会生活宜于批判的发挥，甚至让社会就结构在批判之上，社会秩序就是不间断批判着的衡态。让施用于管理的政权建筑在批判之上，始终处在批判中，从批判中获取积极价值，降底或避免消极价值。这样一种批判的动态的安定观对每个社会成员都具有满足性。这个全新观念的根据是：人类成员既是同一本质，无区别，同质的生命的实现也不可能有根本性对立，社会联系当然不能厚此薄彼。这就是现代的宪政社会。
共产党为“收复”香港，就向国际社会向港民承诺了尊重和确保香港生活方式不变，并用“一国两制”来取信，这一承诺可以看做是一种现代精神，这种精神的可贵价值就是为民众不被社会所勿视找到了途径----用公民权利的游行、示威、罢工……等等来保持对政权的压力，使之不向专制倾斜。政权做为力量，也像其他力量一样是自重的，民众只有通过联合才足以抗衡它的自重，使它处在约制中，促其不断反省、检讨。
我们必须请楚：虽是“一国”，却是“两制”，这另一“制”的根本性区别是什么？不就是新闻、言论上的自由吗？不就是向政权施压的合法性吗？只有“对中央政权表达善意”的自由，哪还“两制”的什么劲？保证港人的生活方式不变，那香港人的生活方式是什么？不就是可以自由的结社、游行、示威、抗议，真实地报导，直言不讳的批评，通过公众的联合抗议对权力并施以压力吗？
“这难道不是向中央政府施压吗？”----可怜呀，王如登！
我要问王如登：难道“两制”不就是向中央政府施压的合法性吗？你老人家竟连“两制”为的就是施压都不知道，还是回坟墓里躺着较为合适。
港人组织“七一游行”就是依法向中央政权施加压力的，这就是“两制”中另“一制”的优越之所在，这又有什么可回避的？就是向中央施压！就是传达港民不喜欢共产主义，拒绝共产主义生活方式嘛！你有什么法律根据发出这一指责？人大又怎样？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不等于它不是现代社会的，它是现代社会的它就有接受公民监督的义务，它就理所当然地是施压对象！须知：最高权力机关只是一个权力效力规定，它同时还有一个合法性的考验问题：合法性考验就是处在批判中，经得起批判的洗礼。人的批判精神里既有赞同也有否定，为什么就一定要对中央政府表达善意？----只表达善意就不要两制了。
沟通是讲道理的沟通，不是对蛮横的屈服！道理是公理的，不是私理的。人大否定双普选是私理行为，因为公理早就在那里了----《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人大做为最高权力机关是根据公理来实施权力，不是施蛮横的最高权力。它横着嘴却说竖话，它说沟通却用私家之理，为什么不可以施压？它又有什么不可以收回暂不双普选的决定？它不收回就是一国一制，“两制”的诺既是它承的，它通过“暂不”就是放屁！
一国之所以要两制，就是你们那一制里只有压迫和服从性，只有向中央的“善意”，是人类都无法接受的，所以才要保留香港原有的生活方式，原有生活方式的核心就是可以对政权施压。只表达善意不是“两制”的必须性条件！“两制”的必须性犹是施压！
王如登高擎举着“两制”，却在那里喊“只要善意”，真闹不请这人是放屁还是说话。(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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