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说明的是，上述还只是中国国内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状态，还不计从海外留学归来的人（“海归”）。而“海归”的贬值，更能反映出中国高等教育的高投入与低产出。
高等教育的高投入、低产出，源于中国的制度弊端。中国政府坚称中国已经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理由是商品价格的市场化程度很高。但这却忽视了最根本的一点，即“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特征是：资源配置的主体是市场，而不是政府。以教育而论，正是政府用各种政策在主导教育资源的配置。由于配置不周，中国的教育才呈现畸形状态。
首先，中国是世界上公共教育经费最低的国家。据统计，2000年中国的教育经费占全国GDP的2.3%，低于世界各国的平均水平（5.1%）。根据联合国的批评，这个数字仅仅是联合国所建议的三分之一；而且政府公共预算只占教育总经费的53%，剩下的47%，则由家长或其他来源去填补。
其次，国民受教育程度只适宜于前现代化农业社会的要求。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结果，中国成人文盲（15岁以上）的数量高达8,500万，成人文盲率也还有8.72%，此外还有一亿半文盲。中国政府定的脱盲标准是：城镇居民识2,000个汉字，农民识1,500个汉字。即使以这种低标准衡量，上述非文盲既无法读报，更无法接受任何稍微复杂一些的技术训练；因为，中国报刊上常用汉字高达8,000个以上。
第三、城乡居民的低收入与高等教育的昂贵收费。从2000年以来，中国高校收费标准直线上升，增速远远高于中国GDP，比农村与城市居民家庭年收入上涨幅度快。 2000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2,253.4元，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6,280元，高等院校收费在3,500～6,000元之间；2003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2,622元，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8,500元，高等院校收费上涨至6,000～10,000元。这几组数据表明，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普通家庭的年收入已无法供养一个大学生，这种昂贵的收费标准在发展中国家也属罕见。这种教育产业化的恶果之一，就是导致在校贫困大学生比例偏高。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在校大学生占适龄人口（18－22岁）的比重偏低。2000年中国仅占7.2％，2001年实际为7.8％，远远低于19％的世界平均水平。但中国为何又提前出现了“知识型劳力过剩”现象呢？
因为，目前在中国文盲、半文盲率偏高，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过早出现了“知识型劳动过剩”，反映出中国社会最深刻的社会危机：人口与资源的关系高度紧张，持续多年的表面经济“繁荣”并不能缓解这一根本矛盾，连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劳动力也被社会遗弃一旁。
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有必要重估中国经济发展的真实水平、现代产业部门就业容纳量不足的真正原因。中国的制造业自90年代以来进入了相对萎缩阶段，大批原有的制造业被来料加工型企业替代；这与现代化发展的正常道路相反。中国这个拥有数亿剩余农村劳动力、迫切需要通过工业化来扩大非农就业机会的国家，却正经历着“去工业化”这样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发展阶段。这一发现，为目前的就业难、特别是大学生就业难提供了解释：正规制造业的萎缩意味着大批技术工人、企业管理人员、工程师职位永久性地消失了，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中国一流工科大学的毕业生也很难找到可以发挥其才能的工程师职位，只能充当秘书、推销员；与此同时，以来料加工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所需要的往往只是年青、低工资、不必提供福利、不必长期雇佣的农民工。这造就了中国就业劳动力的总数虽然没有明显下降，但对知识型劳动力的需求却在相对萎缩。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知识型劳力过剩”不仅仅只是劳动力市场结构调整问题，它还意味着一个非常严酷的事实：社会精英向上流动的渠道发生梗阻，这将引起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其中一个最严重的后果是可以预见的：大量受过教育却没有生活出路的人士将可能重复上个世纪小知识分子们走过的“革命之路”，中国政府“稳定压倒一切”的治国方略必然会受到持续不断的挑战。
－－转自《华夏电子报》(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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