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漣：教育資源嚴重錯置的結果是為淵驅魚

今年，中國高校畢業生就業狀況仍然是一片低迷。鑒於去年一次就業率低於50％，中國政府禁止報導今年高校畢業生的一次就業率，尤其是不得泄漏有關數據。媒體上只能見到政府的承諾：今年9月1日以前，保證高校畢業生一次就業率達到70％。

必須說明的是，上述還只是中國國內大學畢業生的就業狀態，還不計從海外留學歸來的人（「海歸」）。而「海歸」的貶值，更能反映出中國高等教育的高投入與低產出。

高等教育的高投入、低產出，源於中國的制度弊端。中國政府堅稱中國已經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理由是商品價格的市場化程度很高。但這卻忽視了最根本的一點，即「市場經濟體制」的本質特徵是：資源配置的主體是市場，而不是政府。以教育而論，正是政府用各種政策在主導教育資源的配置。由於配置不周，中國的教育才呈現畸形狀態。

首先，中國是世界上公共教育經費最低的國家。據統計，2000年中國的教育經費佔全國GDP的2.3%，低於世界各國的平均水平（5.1%）。根據聯合國的批評，這個數字僅僅是聯合國所建議的三分之一；而且政府公共預算只佔教育總經費的53%，剩下的47%，則由家長或其他來源去填補。

其次，國民受教育程度只適宜於前現代化農業社會的要求。據2000年全國人口普查結果，中國成人文盲（15歲以上）的數量高達8,500萬，成人文盲率也還有8.72%，此外還有一億半文盲。中國政府定的脫盲標準是：城鎮居民識2,000個漢字，農民識1,500個漢字。即使以這種低標準衡量，上述非文盲既無法讀報，更無法接受任何稍微複雜一些的技術訓練；因為，中國報刊上常用漢字高達8,000個以上。

第三、城鄉居民的低收入與高等教育的昂貴收費。從2000年以來，中國高校收費標準直線上升，增速遠遠高於中國GDP，比農村與城市居民家庭年收入上漲幅度快。 2000年農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2,253.4元，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6,280元，高等院校收費在3,500∼6,000元之間；2003年農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2,622元，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8,500元，高等院校收費上漲至6,000∼10,000元。這幾組數據表明，無論是農村還是城市，普通家庭的年收入已無法供養一個大學生，這種昂貴的收費標準在發展中國家也屬罕見。這種教育產業化的惡果之一，就是導致在校貧困大學生比例偏高。

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在校大學生佔適齡人口（18－22歲）的比重偏低。2000年中國僅佔7.2％，2001年實際為7.8％，遠遠低於19％的世界平均水平。但中國為何又提前出現了「知識型勞力過剩」現象呢？

因為，目前在中國文盲、半文盲率偏高，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過早出現了「知識型勞動過剩」，反映出中國社會最深刻的社會危機：人口與資源的關係高度緊張，持續多年的表面經濟「繁榮」並不能緩解這一根本矛盾，連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勞動力也被社會遺棄一旁。

面對這樣一個事實，有必要重估中國經濟發展的真實水平、現代產業部門就業容納量不足的真正原因。中國的製造業自90年代以來進入了相對萎縮階段，大批原有的製造業被來料加工型企業替代；這與現代化發展的正常道路相反。中國這個擁有數億剩餘農村勞動力、迫切需要通過工業化來擴大非農就業機會的國家，卻正經歷著「去工業化」這樣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發展階段。這一發現，為目前的就業難、特別是大學生就業難提供瞭解釋：正規製造業的萎縮意味著大批技術工人、企業管理人員、工程師職位永久性地消失了，這就是為什麼現在中國一流工科大學的畢業生也很難找到可以發揮其才能的工程師職位，只能充當秘書、推銷員；與此同時，以來料加工為主的勞動密集型企業，所需要的往往只是年青、低工資、不必提供福利、不必長期雇佣的農民工。這造就了中國就業勞動力的總數雖然沒有明顯下降，但對知識型勞動力的需求卻在相對萎縮。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種「知識型勞力過剩」不僅僅只是勞動力市場結構調整問題，它還意味著一個非常嚴酷的事實：社會精英向上流動的渠道發生梗阻，這將引起一系列嚴重的社會問題。其中一個最嚴重的後果是可以預見的：大量受過教育卻沒有生活出路的人士將可能重複上個世紀小知識份子們走過的「革命之路」，中國政府「穩定壓倒一切」的治國方略必然會受到持續不斷的挑戰。

－－轉自《華夏電子報》(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