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诺当然应该遵守。但世界上放弃承诺的事很多，其中之一是当这项承诺失去意义、不合理或者过时，便可不予理会。九八年下半年我和黎张二人合作出书时，大家都是守秘的，即使合作告吹后，我也没有透露。当二○○一年书已出版，我仍然接受黎教授的口头要求，协助宣传并不说见过张良，那完全是出于对教授的尊重，和不影响书的推销。可是，当我发现这种保密功夫是不可接受的，是没有必要的时候，而且，远非我一个人见过张良，我为甚么还要保守这样的“江湖义气”？三年过去，要出名的，出了；要赚的钱，也赚了。我的意见促成他们放弃先出中文版的错误策略，而且，英文版出来又协助宣传，保密三年，而一无所求。这在我们中国人的观念说，是不是叫“仁至义尽”？还要我扮演甚么角色？
今天，当不少人对书的诚信度有质疑，涉及六四真相，事关重大，我作为一个侧面的见证人，提供一份背景材料供参考，那已超越个人之间的承诺与否，是义不容辞的事。（以前我们研究中苏关系时，中共指责赫鲁晓夫撤回核合作协议是“背信弃义”，我是毫不含糊支持“苏修”的，因为毛发动大跃进胡搞乱来，演成大饥荒，和这样的人当然没有必要继续合作，中止协议对两国都是大好事。）
黎安友教授说他很遗憾，不能把出版合约交给对销售无信心的人。事实是，我坚持九九年出版中文版无法畅销十万本的意见，被他们所采纳，而将计划搁置，以后，我从未表示过对出书的兴趣。这是不能否认的来龙去脉，合约交给谁已完全与我无关。黎安友教授所提其它问题，如对文件真实性的看法，对中文版编辑粗疏的意见等，我的文章已写得很清楚，不必在此重复。读者若有兴趣，不妨上开放杂志的网站浏览一下：www.open.com.hk。
(来源：新世纪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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