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諾當然應該遵守。但世界上放棄承諾的事很多，其中之一是當這項承諾失去意義、不合理或者過時，便可不予理會。九八年下半年我和黎張二人合作出書時，大家都是守秘的，即使合作告吹後，我也沒有透露。當二○○一年書已出版，我仍然接受黎教授的口頭要求，協助宣傳並不說見過張良，那完全是出於對教授的尊重，和不影響書的推銷。可是，當我發現這種保密功夫是不可接受的，是沒有必要的時候，而且，遠非我一個人見過張良，我為甚麼還要保守這樣的「江湖義氣」？三年過去，要出名的，出了；要賺的錢，也賺了。我的意見促成他們放棄先出中文版的錯誤策略，而且，英文版出來又協助宣傳，保密三年，而一無所求。這在我們中國人的觀念說，是不是叫「仁至義盡」？還要我扮演甚麼角色？
今天，當不少人對書的誠信度有質疑，涉及六四真相，事關重大，我作為一個側面的見證人，提供一份背景材料供參考，那已超越個人之間的承諾與否，是義不容辭的事。（以前我們研究中蘇關係時，中共指責赫魯曉夫撤回核合作協議是「背信棄義」，我是毫不含糊支持「蘇修」的，因為毛髮動大躍進胡搞亂來，演成大飢荒，和這樣的人當然沒有必要繼續合作，中止協議對兩國都是大好事。）
黎安友教授說他很遺憾，不能把出版合約交給對銷售無信心的人。事實是，我堅持九九年出版中文版無法暢銷十萬本的意見，被他們所採納，而將計畫擱置，以後，我從未表示過對出書的興趣。這是不能否認的來龍去脈，合約交給誰已完全與我無關。黎安友教授所提其它問題，如對文件真實性的看法，對中文版編輯粗疏的意見等，我的文章已寫得很清楚，不必在此重複。讀者若有興趣，不妨上開放雜誌的網站瀏覽一下：www.open.com.hk。
(來源：新世紀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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