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党卖儿”与“为儿卖党”

在中共党史上，这一事件无疑触目惊心：1935年春，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的高文华及河北省委与中央失去了联系，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河北党组织的斗争处于极为恶劣的环境之中，党的活动经费异常紧张，成为省委最大的困难，直接影响着党的工作的开展。然而，任凭高文华夫妇俩如何省吃俭用，也无法改变省委经费紧张的局面。万般无奈之下，作为省委书记，高文华与妻子商量，决定用他们的儿子换钱以度难关。当他们抱着年仅四个月的唯一儿子，无限的伤痛撞击着做父母的心怀。然而，考虑到如不尽快筹措到经费，省委机关的同志连生活都难以维持，更不能开展工作，最后他们还是狠心强忍悲痛把儿子卖给了唐山的一位妇女，换回了50块光洋。正是这50块光洋，整整维持了河北省委机关三个月的生活，而省委书记高文华的唯一儿子却从此永远离散。

面对这段历史，我想，许多人和我一样，无疑要感慨出无限的辛酸血泪。当然，高文华的这一举动，在常人看来的确是不可思议。在一个著名的华文论坛上，我便曾看到一些人对此的评论是“没有人性”。是的，共产党人首先也是人，尽管他们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但无一不是血肉凡胎，食五谷，通人情，在他们的人性深处，何人不识儿女情，怜子如何不丈夫？但是，在那样的年代里，共产党首先是一个革命党，是一个在为无数苦难人民打天下、谋利益的先进党。历史不可回溯，但历史绝不可忘却。今天。当回顾中共这段历史，我无法想当然、简单地认为高文华“为党卖儿”是“没有人性”之举，相反，我只能从心底真正感叹当年共产党人的杀身成仁和天下为公的无私情怀：舍弃亲身骨肉，求得天下解放。这是纯粹的、真正的、高尚的共产党人。

时光在流逝，同是共产党人，让我们再看看同是河北省委书记的败类程维高。程慕阳是程维高唯一的儿子，在他身上寄托了程维高的全部希望。用程维高的话说：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如果他事业成功，我也老有所养，我也得益。程慕阳掘得的第一桶金便是程维高给“送”上的。在程维高任河北省委书记期间，程慕阳凭着其父程维高的职权，“空手套白狼”，先后非法赚得数亿资产。2000年3月李真案发，程维高首先想到的就是让儿子程慕阳离开国内。据程维高原秘书吴庆五被捕后交待，2000年5月上旬，他给程维高家打电话时，程维高为了保全自己，对吴庆五说：“你不是出国了吗？怎么还在国内？赶紧走，我已经叫阳阳[程慕阳]去了加拿大，暂时不要回来。”看，为了儿子，什么党性原则、党纪国法，身为省委书记的程维高已不惜“为儿卖党”。

其实，又何止是一个程维高，云南省委原副书记、省长李嘉廷特别钟宠爱其子李勃，在其任职期间，对李勃百依百顺，批地皮、打电话，只要李嘉廷出面，便不费吹灰之力，就有上千万元的“好处费”落入腰包，法院认定，李勃与其父李嘉廷共同收受贿赂款人民币950万元，港币560万元，共计折合人民币15502080元，李勃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还有贵州省委原书记刘方仁、云南省委原书记高严、福建省委原副书记石兆彬等一系列腐败大案要案，他们的涉案金额少则几百万，多则上亿。如此巨额犯罪的背后，为儿女卖党、为情妇卖党、为私情卖党，在一些地区、一些部门，已是前腐后继、层出不穷，而面对当年“为党卖儿”、天下为公的高文华，同是共产党人，真不知道他们还有何颜面？稍加体味，真使人悲从中来，危从中来。

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黄炎培在延安与毛泽东曾有过一段沉重的对话。黄炎培问毛泽东，共产党如何跳出历代王朝兴亡“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毛泽东庄重地说：“我们已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是的，如今的中国，民主、监督、负责、制度建设，正亟待强化和完备。从当年“为党卖儿”到如今一些人“为儿卖党”，面对先辈的遗训，面对现实，研究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建立我们应有的民主和法治制度，避免“人亡政息”，实在是当务之急。六十年过去了，黄炎培与毛泽东言犹在耳的对话，每一个共产党人难道不应震聋发聩、引以深思吗？中国有句古语：得天下难，守天下更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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