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黨賣兒」與「為兒賣黨」

在中共黨史上，這一事件無疑觸目驚心：1935年春，時任中共河北省委書記的高文華及河北省委與中央失去了聯繫，在白色恐怖的籠罩下，河北黨組織的鬥爭處於極為惡劣的環境之中，黨的活動經費異常緊張，成為省委最大的困難，直接影響著黨的工作的開展。然而，任憑高文華夫婦倆如何省吃儉用，也無法改變省委經費緊張的局面。萬般無奈之下，作為省委書記，高文華與妻子商量，決定用他們的兒子換錢以度難關。當他們抱著年僅四個月的唯一兒子，無限的傷痛撞擊著做父母的心懷。然而，考慮到如不盡快籌措到經費，省委機關的同志連生活都難以維持，更不能開展工作，最後他們還是狠心強忍悲痛把兒子賣給了唐山的一位婦女，換回了50塊光洋。正是這50塊光洋，整整維持了河北省委機關三個月的生活，而省委書記高文華的唯一兒子卻從此永遠離散。

面對這段歷史，我想，許多人和我一樣，無疑要感慨出無限的辛酸血淚。當然，高文華的這一舉動，在常人看來的確是不可思議。在一個著名的華文論壇上，我便曾看到一些人對此的評論是「沒有人性」。是的，共產黨人首先也是人，儘管他們是「特殊材料製成的」，但無一不是血肉凡胎，食五穀，通人情，在他們的人性深處，何人不識兒女情，憐子如何不丈夫？但是，在那樣的年代裡，共產黨首先是一個革命黨，是一個在為無數苦難人民打天下、謀利益的先進黨。歷史不可回溯，但歷史絕不可忘卻。今天。當回顧中共這段歷史，我無法想當然、簡單地認為高文華「為黨賣兒」是「沒有人性」之舉，相反，我只能從心底真正感嘆當年共產黨人的殺身成仁和天下為公的無私情懷：舍棄親身骨肉，求得天下解放。這是純粹的、真正的、高尚的共產黨人。

時光在流逝，同是共產黨人，讓我們再看看同是河北省委書記的敗類程維高。程慕陽是程維高唯一的兒子，在他身上寄託了程維高的全部希望。用程維高的話說：我就這麼一個兒子，如果他事業成功，我也老有所養，我也得益。程慕陽掘得的第一桶金便是程維高給「送」上的。在程維高任河北省委書記期間，程慕陽憑著其父程維高的職權，「空手套白狼」，先後非法賺得數億資產。2000年3月李真案發，程維高首先想到的就是讓兒子程慕陽離開國內。據程維高原秘書吳慶五被捕後交待，2000年5月上旬，他給程維高家打電話時，程維高為了保全自己，對吳慶五說：「你不是出國了嗎？怎麼還在國內？趕緊走，我已經叫陽陽[程慕陽]去了加拿大，暫時不要回來。」看，為了兒子，什麼黨性原則、黨紀國法，身為省委書記的程維高已不惜「為兒賣黨」。

其實，又何止是一個程維高，雲南省委原副書記、省長李嘉廷特別鐘寵愛其子李勃，在其任職期間，對李勃百依百順，批地皮、打電話，只要李嘉廷出面，便不費吹灰之力，就有上千萬元的「好處費」落入腰包，法院認定，李勃與其父李嘉廷共同收受賄賂款人民幣950萬元，港幣560萬元，共計折合人民幣15502080元，李勃被判處15年有期徒刑。還有貴州省委原書記劉方仁、雲南省委原書記高嚴、福建省委原副書記石兆彬等一系列腐敗大案要案，他們的涉案金額少則幾百萬，多則上億。如此巨額犯罪的背後，為兒女賣黨、為情婦賣黨、為私情賣黨，在一些地區、一些部門，已是前腐後繼、層出不窮，而面對當年「為黨賣兒」、天下為公的高文華，同是共產黨人，真不知道他們還有何顏面？稍加體味，真使人悲從中來，危從中來。

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黃炎培在延安與毛澤東曾有過一段沈重的對話。黃炎培問毛澤東，共產黨如何跳出歷代王朝興亡「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週期率」，毛澤東莊重地說：「我們已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個週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是的，如今的中國，民主、監督、負責、制度建設，正亟待強化和完備。從當年「為黨賣兒」到如今一些人「為兒賣黨」，面對先輩的遺訓，面對現實，研究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問題，建立我們應有的民主和法治制度，避免「人亡政息」，實在是當務之急。六十年過去了，黃炎培與毛澤東言猶在耳的對話，每一個共產黨人難道不應震聾發聵、引以深思嗎？中國有句古語：得天下難，守天下更難。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