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一点看法，是中共制度中和军队的关系问题。仅是普通党员的江泽民辞退军委主席职务，由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接任，一般舆论认爲这是中共’党指挥枪’原则的体现。我的看法有所不同。当然，正像有些论者一针见血地指出的，在现代政治中，本来’党指挥枪’这个原则就完全错误，因爲武装力量应该掌控在代表主权国的政府手中，而不是某党某人手中。不过，这是从‘应然’的角度看问题，也就是在讨论‘事情应该怎么样’。我要说的问题是，从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是不是就是‘党指挥枪’呢？我说，至少这次江泽民辞职的事件，恰恰说明了中国不是‘党指挥枪’，而是‘谁掌握了枪，谁才有可能指挥党’。简单地说，就是‘枪指挥党’。在军委主席和党总书记两个职务由不同人担任的时候，这一点十分清楚；现在，两个职务由一个人担任，枪和党似乎合爲一体，很多人好像就一下子糊涂了。道理其实很明白：如果现实是‘党指挥枪’，党总书记又何必去兼这个军委主席呢？当了党总书记，对枪的指挥权不就已经在手了吗？如果只有当了军委主席才是掌握中国的真正大权，那怎么能说这样的制度就是’党指挥枪’呢？
政治上有很多障眼法。加上当前中国国力强盛，正是瓜分利益的大好场所，不少人愿意帮着中国政府说好话，这原也不难理解。可是，拍马屁不要拍到私处，否则主子和马屁精都很难堪。这次江泽民究竟爲什么突然退休？从各种迹象看，是军队老将领的态度和动作起了决定作用。八月以来，借助建军节和纪念邓小平诞辰等当口，我们看到，前任军委副主席刘华清、迟浩田等军队老将领相继明确表态施加压力要江退休。我相信，这是事情发生转折的关键。那么，这又说明什么呢？第一，说明枪杆子在高层权力分配中往往起决定作用，’枪指挥党’并不仅仅表现在军委主席一个职位上面；第二，说明已经退休的老将领对于军队和党务的影响都还具有关键作用，这意味着中国的权力更替还没有制度化。可是，偏偏很多人说这次事件表明了中国最高权力更替的制度化，因爲江泽民完全沿袭邓小平的先例，也是在以普通党员身份担任军委主席两年之后从军委主席位子上退了下来。那么，我想问一问：第一，如果几年之后胡锦涛不是沿袭这个先例，而是党政军三个职位一下子退出，是不是就表明中国最高权力的交接不再制度化了？因爲他又搞了新办法嘛。第二，如果是制度化的，也就是制度的力量在这里起主要作用，那么，爲什么大家事先并不知道这次江泽民要退休？爲什么还需要各种力量向他施压他才交出军权？天下有一种制度化的政治，是大家不知道某个重要职位的任期期限到什么时候的吗？
不错，这次中国的权力转移过程相当和平，即没有出现’九一三’事件或抓捕’四人帮’，也没有闹出天安门屠杀。这可以说是一个进步。当然，我们也看到，在高层权力交接的过程中，当局加紧不断大规模地搜捕成百上千的普通上访民众。这种在政府执法面具下施行的暴力行爲，同样必须受到谴责。你交你的权，他就他的位，老百姓是局外人。何必在这个时候反而起劲糟践那些有怨有苦的老百姓呢？这个问题不解决，什么和平交接，就算什么制度化都意义很小。
回想当年的苏联，从勃列日涅夫之后，一直到戈巴契夫，中间连续三次和平权力交接，似乎也很制度化，但是并没有避免苏共垮台的命运。其原因，在我看来，就是和老百姓爲敌。那个政权，不仅和苏联内部的老百姓爲敌，也和受它控制的周围地区的老百姓爲敌。结果是民众愤怒绝望的浪潮冲垮了柏林墙，也冲垮了苏联共产党。那个时候，苏联共产党的’党指挥枪’程度，比今天中共要高。但是，枪杆子并没能挽救苏共和它的不得人心的政治制度。
现在，胡锦涛集中国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准备做点什么事情来造福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呢？抓捕上访诉苦的中国老百姓，压制香港民众直接选举特区领导人的要求，恐吓台湾民众正当进入国际社会的诉求，甚至开枪阻击逃离北韩的难民，这些恐怕都不是办法。舆论普遍对胡锦涛寄予厚望。那么，他的能耐除了善于低调但稳准狠地进行权力斗争之外，是不是也会在制度变革上有所体现？还是准备像一些人所说的那种’制度化’，沿袭邓小平、江泽民的一套，’再干一个二十年’？在今天的中国与世界，人们恐怕没有多大的耐心等上哪怕五年再看答案的。Who’s Hu? (谁是胡？) 四中全会结束，就进入考验胡锦涛的时期了；考验的关键，就在于中国政治制度是否变革、如何变革。
作者爲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学教授
《新世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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