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附中之所以没有搞四清是因为它隶属于清华大学而不是北京市教育局，而清华大学自从蒋南翔掌权以来，一直以推行又红又专，抓紧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严格执行党的阶级路线著称。应该说清华大学已经够"左"了。
附中的所有校领导干部都是大学任命的，并且受大学领导，当然和大学是一脉相承的。但是，虽然有大学这面挡风墙，清华附中的校长还是深切地感到从城里中学吹来的这股以干部子弟为前导的，四清和阶级斗争之风。从六三年开始学校已经严格地在学生干部和校干部，学生团员和党员的培养上执行阶级路线。除了升高中时的政治审查外，在高二挑选预科班学生时，为了保证进预科班的学生都能进清华大学，学校对学生家庭进行了外调。据一位老师说，清华附中是当时中学中唯一一所有能力、并且真的做了对学生家庭情况进行外调的学校。
学校领导虽然也进行了积极的调整，出身地主的校长万邦儒不再做党支部书记，但是，在风声鹤唳的政治形势下仍然非常紧张。
六四年，我进入高中的第一年，在高六三一班发生了娄琦熊刚打架事件。原因是熊刚不满意那天负责卖饭娄琦所给的饭菜，出言不逊地骂了娄琦，因而争吵起来。娄琦一怒之下首先打了熊刚一拳而导致双方扭打。动手打架，在当时的清华附中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第二天在课间操时学校领导主任对事件的双方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这表明，此事在学校的日常生活中已经是够严重的了。然而，在当天的晚自习课上，突然每班的扩音器又响起来，要大家晚自习后不要动，说校长有重要讲话。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大家一下子感到一定发生了什么极其严重的事情。但是，结果是校长以其偏袒熊刚的口气对娄琦再次进行了更为严厉的批评。这种露骨的做法一下子引起了一般同学的哗然。第二天开始在食堂里就出现了不满校领导做法的大字报。并且越来越多，大有不可收拾之势。
这件事之所以出现一百八十度的转弯是因为熊刚的父亲是驻古巴大使。在清华附中也有一大群干部子弟，但是和四中和师大女附中等校的区别是，很少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贺龙、薄一波这种最高层的领导人的子弟，在清华附中有的是一些部级领导人的子弟。这也造成了日后清华附中红卫兵的特点。因此，熊刚在清华附中也就算是较高级别的干部子弟了。六四年，干部子弟问题已经越来越突出地提了出来，清华附中的校长出身地主，其他领导也少有工农红五类出身。当然不愿意由于不能有效地保护干部子弟而犯政治错误，产生政治动荡。
娄熊打架事件，学校领导最后费了很大力气才把大家的不满压制下去，在第一线的娄熊所在的高六三一班的平民子弟，在阶级斗争和阶级路线的压力下最后都做了检查，因为不检查，真的有可能由此就被记上一笔，上不了大学，影响终身。经过了五十年代，每一个中国人的家庭都在内心深处埋下了恐惧，噤若寒蝉，小心翼翼地生活。中学生虽然年幼、胆大，却也少有人到胆大包天，敢自投罗网。
六四年发生的娄熊打架事件，和六六年在清华附中发生的红卫兵事件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六四年是平民子弟和校领导的对抗，而到了六六年却发生了一个反转，这个反转的原因其实都是因为阶级路线，因为干部子弟的特权欲。
大约在同时，曾经做过罗瑞卿秘书，后任公安部副部长的王仲方的儿子王铭(即后来的红卫兵小组主要负责人)，初中由四中毕业只考取到北京五中，但是，他却通过关系转到了当时北京市中学录取分最高的清华附中。这种转学对平民子弟来说犹如天方夜谭。然而，这位转到清华附中的王铭，由于散漫，在入团问题上遇到了困难。团支部多次讨论没有通过他的入团申请。但是，他居然为此向团中央写了一封告状信，说清华附中的领导不执行阶级路线。这立即吓得校领导马上跑来安慰他，并责令班上的团支部发展他入团，入团后则立即就担任了支部组织委员，继而又升任清华附中分团委委员。
虽然如此，如上所述，清华附中基本上是一个平民子弟为主的学校。由于他强调德智体全面发展，因此，在清华附中，要想出人头地，只是一般的功课好是不行的，还必须有突出的体育成绩或文艺特长。这对干部子弟无疑是设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增加了这个学校的平民特色。像上面提到的熊刚虽然功课成绩很好，但是由于是死用功而来，且无任何其它特长，所以仍然没有被分入预科班。而清华附中高中的非预科班学生在学校基本上被视为二等学生。王铭虽然是预科班的学生，但是，他缺乏体育文艺特长，功课又不足以好到拔尖，所以在清华附中是默默无闻的。至于红卫兵最早的发起者骆小海和邝桃生(干部子弟)也是如此，卜大华则功课平平，体育是清华附中中最不需要特长就能加入，最不受重视的航海队成员。说到张承志，则不仅进不了预科班，而且要用课外时间补习数学，且无任何体育文艺特长，是在清华附中感到个性受到很大压抑的一类学生。只有既是干部子弟、功课好，而且体育又极其突出的关天池(原高六二四班，八百米北京市中学冠军，数学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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