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附中之所以沒有搞四清是因為它隸屬於清華大學而不是北京市教育局，而清華大學自從蔣南翔掌權以來，一直以推行又紅又專，抓緊學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嚴格執行黨的階級路線著稱。應該說清華大學已經夠"左"了。
附中的所有校領導幹部都是大學任命的，並且受大學領導，當然和大學是一脈相承的。但是，雖然有大學這面擋風牆，清華附中的校長還是深切地感到從城裡中學吹來的這股以幹部子弟為前導的，四清和階級鬥爭之風。從六三年開始學校已經嚴格地在學生幹部和校幹部，學生團員和黨員的培養上執行階級路線。除了升高中時的政治審查外，在高二挑選預科班學生時，為了保證進預科班的學生都能進清華大學，學校對學生家庭進行了外調。據一位老師說，清華附中是當時中學中唯一一所有能力、並且真的做了對學生家庭情況進行外調的學校。
學校領導雖然也進行了積極的調整，出身地主的校長萬邦儒不再做黨支部書記，但是，在風聲鶴唳的政治形勢下仍然非常緊張。
六四年，我進入高中的第一年，在高六三一班發生了婁琦熊剛打架事件。原因是熊剛不滿意那天負責賣飯婁琦所給的飯菜，出言不遜地罵了婁琦，因而爭吵起來。婁琦一怒之下首先打了熊剛一拳而導致雙方扭打。動手打架，在當時的清華附中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情。第二天在課間操時學校領導主任對事件的雙方提出了嚴厲的批評。這表明，此事在學校的日常生活中已經是夠嚴重的了。然而，在當天的晚自習課上，突然每班的擴音器又響起來，要大家晚自習後不要動，說校長有重要講話。這是從來沒有過的。大家一下子感到一定發生了什麼極其嚴重的事情。但是，結果是校長以其偏袒熊剛的口氣對婁琦再次進行了更為嚴厲的批評。這種露骨的做法一下子引起了一般同學的嘩然。第二天開始在食堂裡就出現了不滿校領導做法的大字報。並且越來越多，大有不可收拾之勢。
這件事之所以出現一百八十度的轉彎是因為熊剛的父親是駐古巴大使。在清華附中也有一大群幹部子弟，但是和四中和師大女附中等校的區別是，很少有劉少奇、鄧小平、彭真、賀龍、薄一波這種最高層的領導人的子弟，在清華附中有的是一些部級領導人的子弟。這也造成了日後清華附中紅衛兵的特點。因此，熊剛在清華附中也就算是較高級別的幹部子弟了。六四年，幹部子弟問題已經越來越突出地提了出來，清華附中的校長出身地主，其他領導也少有工農紅五類出身。當然不願意由於不能有效地保護幹部子弟而犯政治錯誤，產生政治動盪。
婁熊打架事件，學校領導最後費了很大力氣才把大家的不滿壓制下去，在第一線的婁熊所在的高六三一班的平民子弟，在階級鬥爭和階級路線的壓力下最後都做了檢查，因為不檢查，真的有可能由此就被記上一筆，上不了大學，影響終身。經過了五十年代，每一個中國人的家庭都在內心深處埋下了恐懼，噤若寒蟬，小心翼翼地生活。中學生雖然年幼、膽大，卻也少有人到膽大包天，敢自投羅網。
六四年發生的婁熊打架事件，和六六年在清華附中發生的紅衛兵事件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就是六四年是平民子弟和校領導的對抗，而到了六六年卻發生了一個反轉，這個反轉的原因其實都是因為階級路線，因為幹部子弟的特權欲。
大約在同時，曾經做過羅瑞卿秘書，後任公安部副部長的王仲方的兒子王銘(即後來的紅衛兵小組主要負責人)，初中由四中畢業只考取到北京五中，但是，他卻通過關係轉到了當時北京市中學錄取分最高的清華附中。這種轉學對平民子弟來說猶如天方夜譚。然而，這位轉到清華附中的王銘，由於散漫，在入團問題上遇到了困難。團支部多次討論沒有通過他的入團申請。但是，他居然為此向團中央寫了一封告狀信，說清華附中的領導不執行階級路線。這立即嚇得校領導馬上跑來安慰他，並責令班上的團支部發展他入團，入團後則立即就擔任了支部組織委員，繼而又升任清華附中分團委委員。
雖然如此，如上所述，清華附中基本上是一個平民子弟為主的學校。由於他強調德智體全面發展，因此，在清華附中，要想出人頭地，只是一般的功課好是不行的，還必須有突出的體育成績或文藝特長。這對幹部子弟無疑是設了一道難以逾越的障礙，增加了這個學校的平民特色。像上面提到的熊剛雖然功課成績很好，但是由於是死用功而來，且無任何其它特長，所以仍然沒有被分入預科班。而清華附中高中的非預科班學生在學校基本上被視為二等學生。王銘雖然是預科班的學生，但是，他缺乏體育文藝特長，功課又不足以好到拔尖，所以在清華附中是默默無聞的。至於紅衛兵最早的發起者駱小海和鄺桃生(幹部子弟)也是如此，卜大華則功課平平，體育是清華附中中最不需要特長就能加入，最不受重視的航海隊成員。說到張承志，則不僅進不了預科班，而且要用課外時間補習數學，且無任何體育文藝特長，是在清華附中感到個性受到很大壓抑的一類學生。只有既是幹部子弟、功課好，而且體育又極其突出的關天池(原高六二四班，八百米北京市中學冠軍，數學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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