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几乎人人都从“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批林批孔”“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学起，共产党的“政治血液”就开始渗透了，不知不觉中已经浸泡在共产党的政治中了，以后上学必学政治时事课，必须按着党给的标准答案回答所有的问题。
上大学经历了六四，看到很多人死在共产党的机枪，坦克下，很多人痛苦的死去活来，又后来见到共产党的屠刀又砍向手无寸铁的良民──法轮功，给他们扣上了要颠覆国家政权等等大帽子，敏感的人们的第一反映就是在“参与政治”，一霎时人们躲的远远的，不敢听，不敢看，不敢评论，因为他们知道共产党的政治运动的恐怖，殊不知这样正是支持了共产党的镇压和迫害，支持了共产党的政治，共产党施行镇压的目的就是让人远离法轮功，不让人们做好人，不让人们信仰真理，而只相信共产党这个杀人嗜血的魔鬼，老老实实的听它的摆布，这就是共产党政治的目的，有谁不想参与它的政治之中，就会遭到恶魔的镇压，这是共产党的政治运动，而镇压的结果是让另一部分人恐惧，沉默与麻木，这是共产党政治的需要。
现在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那些不畏强暴的人，不向共产党暴政屈服的人才是没有参与共产党的政治，才是在摆脱共产党的政治。看九评，真的让我清醒了，共产党的政治是杀人的武器，是打人的棒子，是愚弄人民的诡计。从共产党执政以来，中国人民就沦为它的政治的玩物，因此远离共产党，退出共产党的组织是中国人摆脱共产党带来的苦难的开始，是回归人性的开始，也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关于政治的定义很多。但是可能最具特色的解释该算中共的解释了。不用讲什么目的之类的光冕堂皇的内涵，直截了当：共产党认定你是政治，那就是政治。中国人现在最头痛的就是政治。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各种政治运动，共产党积累了整人的各种手段，从夺权到维护，用尽了“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等的招数，每次达到其政治目的，中国人被各次政治运动折腾的谈政治色变，人们宁可去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也不敢越雷池一步，即不敢过问政治，这是现金的中国人的自认为“聪明”的做法，表现极为敏感。很多人自以为脱离了中国的政治。
我们来分析一下，何为共产党的政治？举个例子：中共一直宣传镇压法轮功，制造各种谣言嫁祸，酷刑折磨，媒体铺天盖地的造谣攻势，警觉的人们都在想，政治运动又来了，从而连听都不想听法轮功的真相，孰不知这已经在是在中国的政治之中了，每次的运动共产党都要达到一种政治目的，这次是想让全民装聋作哑，所以每个人的麻木，冷寞，以及积极参与镇压都是共产党所要的，也就都陷在中共的政治中了，唯有去积极智慧策略地了解真相，才真正的能摆脱中共的险恶用心。现在国人面临的境况越加严峻，按照历史和今天的预言，中共已经到了天数已尽的时候了，上天要惩治这个作恶多端的党时，要殃及到那些党徒，党徒当时加入其时，不管是出于个人的什么目的，为了仕途，为了钱财，为了享乐...但是一旦成为党员，就已经是在共产党的政治之中了，因为共产党的目的是利用这些党徒为自己撑门面，为自己献身，所以奉劝那些党徒，赶紧退出，不要再被其玩耍，用生命换一时的好处。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文化中充满了人与人的关怀和爱，对生命的敬畏和对神的感恩。东方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西方人说“要爱人如己”。唯有共产党认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为了维持一个“斗”字，就要在人民中煽动仇恨，不但中共自己要杀人，还要挑动群众互相杀。让人民在不断的杀人中学会漠视他人的生命、他人的痛苦，在种种非人的残忍暴行面前，变得习惯与麻木，使得侥幸逃过暴行成为最值得庆幸的事，从而使中共的统治可以凭藉残酷镇压得以维系。因此，中共在几十年的屠杀中不但摧毁了无数的生命，更摧毁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许许多多的人，已经在残酷斗争中形成一种条件反射。只要中共举起屠刀，这些人立刻放弃一切原则，放弃一切判断力，举手投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精神已经死亡。这是比肉体死亡更可怕的一件事情。”
土改时最常见的杀人方法是斗争会，给地主富农编造一些莫须有的罪名，然后问台下怎么办。台下也安排好了中共党员或积极份子，领头高喊“该杀！”，于是地主富农就被就地处决。
“五反”实际上就是抢资本家的钱、甚至是谋财害命。当时上海市长陈毅每天晚上在沙发上端一杯清茶听汇报，悠闲地问：“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实际上就是问又有多少商人跳楼。“五反”运动使所有资本家在劫难逃，所谓“反偷税漏税”是从光绪年间上海开埠算起，资本家倾家荡产也交不起“税”，想死又不能跳黄浦江，因为会被说成去了香港，家属还要继续被逼迫，只好跳楼而死，让中共看见尸体好死了心。据说当时上海高楼两侧无人敢走，怕突然被上面跳下来的人压死。
据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四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在“三反五反”中，有32万3千1百余人被逮捕，280余人自杀或失踪；在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有5千余人被牵连，5百余人被逮捕，60余人自杀身亡，12人非正常死亡；在随后的“肃反”运动中，有2万1千3百余人被判死刑，4千3百余人自杀或失踪。
由于“大跃进”使全民炼钢，大量庄稼抛洒在地里无人收割，直到烂掉为止；同时各地却“争放卫星”，柳州地委第一书记贺亦然甚至一手导演炮制了环江县水稻“亩产十三万斤”的特号新闻。正好庐山会议后，中共在全国“反右倾”，为体现其一贯正确，在全国按照虚报的产量进行粮食征购，结果把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饲料全部收走。仍然搜刮不够征购数量就诬蔑农民把粮食藏了起来。
贺亦然曾经说：不管柳州地区饿死多少人，也要争个第一！有的农民被搜刮得家里仅剩藏在尿罐里的几把米。环江县驯乐区委为让农民有粮也吃不成，甚至下令“灭火封锅”。民兵夜间巡逻，见到火光就搜查、追捕。许多农民连野菜和树皮也不敢煮食，活活饿死。
过去大饥荒发生时，官府总要设粥厂，开仓放粮，允许饥民逃荒，但中共显然认为逃荒会有损“党的威信”。于是派民兵把守乡村的交通路口，防止饥民外逃。甚至在饥民忍无可忍去粮管所抢粮时下令开枪镇压，并诬蔑被枪杀的饥民是反革命分子。当时甘肃、山东、河南、安徽、湖北、湖南、四川、广西等许多省份饿殍遍野，没有饭吃的农民还被逼着去“大修水利”、“大炼钢铁”，许多人走着走着路就一头倒在地上永远也起不来了。最后死了人没人有力气掩埋，许多村庄一户一户地死绝。
中国历史上饥荒最严重的时候曾经出现过“易子而食”，而到了中共统治时期却出现了这样的故事。活着的人不但把死去的人割了、煮了、吃掉，还将外面来逃荒的人、乃至自己的孩子杀了吃掉。“有一户农家，吃得只剩了父亲和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一天，父亲将女儿赶出门去，等女孩回家时，弟弟不见了，锅里浮着一层白花花油乎乎的东西，灶边扔着一具骨头。几天之后，父亲又往锅里添水，然后招呼女儿过去。女孩吓得躲在门外大哭，哀求道：‘大大（爸爸），别吃我，我给你搂草、烧火，吃了我没人给你做活。’”（作家沙青的报告文学《依稀大地湾》）
这样的人伦惨剧到底发生了多少我们无从知道，但我们却知道造成这无数人伦惨剧的罪魁中共却把它变成了党领导人民抗击“自然灾害”的颂歌，并继续号称自己“伟光正”。
此次大饥荒也是对中共干部的一场检阅，按照中共的标准，这些干部当然都是“合格”的，因为他们已经可以宁可看着数千万人饿死，也不说实话，相信再也没有甚么人情天理会成为他们跟党走的良心负担了。大饥荒后，肇事的省级干部们仅仅做了走过场式的检讨了事。在四川饿死了几百万人的省委书记李井泉甚至后来还被提拔当了西南局第一书记。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一文报告了这样的数字：“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7千余人，703万余人伤残；7万1千2百余个家庭整个被毁。”而专家根据中国县志记载的统计，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至少达七百七十三万人。
除了打死人之外，文革开始时，中国出现了自杀高潮，许多著名的知识份子如老舍、傅雷、翦伯赞、吴□(日含)、储安平等都是在文革初期走上绝路的。
十年之后，江泽民在1999年7月20日开始镇压法轮功。到2002年年底的时候，大陆的内部消息即指有超过7000人在各地拘留所、劳教所、监狱和精神病院被折磨致死，平均一天虐杀七个人。
中共也一向鼓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种斗争杀人不仅仅针对党外，早在江西的时候中共就开始杀AB团，最后杀得几乎没有多少会打仗的；在延安的时候搞整风；建政之后收拾高岗、饶漱石、胡风、彭德怀，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内部的老家伙们几乎收拾一空。中共的历任总书记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助纣为虐者，旁观者，麻木之人都是被共产党的政治的玩物，只有敢于坚持真理者，才能走出被玩弄，愚骗的角色，走出共产党的独裁统治，独裁政治，和沦为共产党政治玩物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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