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雍（1011－1077），后人认为他是北宋五子（周敦颐、张载、程颢与程颐）中最有特点的一位人物，因为，他最为德高望众却后人难有张扬，学问广博汪洋而后人难窥室堂。从笔者的《预言不单单是预测未来的科学》（参看“正见网”）一文来看，邵雍首先是作为一位儒家修炼者，才能够对历史做预言。有意思的是，中国的预言，包括《马前课》、《推背图》之类，基本上是与中国朝代历史息息相关。那么邵雍关于历史的看法，与邵雍的预言背景文化－－儒家修炼文化必然相关。
(一)
历史是有定数的。邵雍的《梅花诗》预言的结果就表现了。可以参看“正见网”的“警世预言”部分。
不过，《马前课》最后一首说：“占得此课，易数乃终。前古后今，其道无穷。”《推背图》最后一图也说：“谶曰：一阴一阳，无终无始。终者日终，始者自始。颂曰：茫茫天数此中求，世道兴衰不自由。万万千千说不尽，不如推背去归休。”这又给人一个启示，历史的定数到一定时候却会终结。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马前课》、《推背图》、《 烧饼歌》与《梅花诗》及其它的预言在预言中国的历史几乎同一时段就搁然而终，不再往后预言了。此皆后话，暂且不论。
(二)
中国的五千年历史是朝代史。至今仍未改变。
我们知道的历史，尤其是大陆华人，主要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五分说”－－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兼共产主义）。而这种说法因为曾在中国历史的变迁的套用上有出入，御用历史学家们就此又发明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旧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等等之说。就比如：中国的封建社会从何时起，专家各有异议－－有的以西周为始，有的以东周为始，有的以秦朝为始，有的干脆往后推至魏晋。更有专家学者干脆不承认中国存在奴隶社会，认为夏商周就是封建社会，原因很简单，夏商周搞分封，且因为在元朝、清朝的蒙、满族统治时期，反而存在类似奴隶社会的“家奴”制度与“殉葬”现象等等“不进步”的体现。“五分说”一旦套不出历史的真实面貌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们就会以“历史的复杂”或“历史的倒退”以逃避或歪曲历史的真实。
实际上，这些都是套用具有政治意义的一种术语或观念，是一种所谓现代意识的一种产品。加上搞政治的人和研究者，对于社会的政治体制比较注重，所以喜欢用制度、体制之类的东西来讨论政权统治方式与社会形态的变迁。时间一久，人们也就习以为常了，成为了一种观念，也就这样用了。因为不这样用，人们就难以理解了。而西方社会走了自由社会的路子，侧重于民主、人权、道德舆论制约方面的内涵，但是也没有超出现代的搞政治思维的观念。也即，作为历史来说，在现代科学意义的指导下，人们将他归为人文社科类的一门学科。那么中国的历史是不是这样呢？然而，一旦人们认识到历史是有定数的，任何对于历史的解读、解说都将改变。让我们试作探讨。
李洪志师尊有一段话可供大家参考，说道：“讲到这儿呢，最形象的说人类社会就象一台戏。一朝一代的，那就象幕拉开了，一朝开始演。一朝结束了，大幕拉上了。再拉开，改朝换代。一朝一代、一朝一代就这样走着过场，接缘，留下历史，造就人类所需的文化，一幕幕的表演着。为什么在中国这个地方叫做朝，而在中国以外其它地区都叫国家呢？为什么他们的首领叫王，中国叫皇帝？我告诉大家呀，这不是一个名词与文化上的差别。因为人类是为大法而造就的，大法是这台戏的主线，众生的存在一切都围绕着这条主线。只是人们都被戏中枝节的矛盾冲突表演所迷住了，忘记了戏的主题、人生的目地是什么了。这台戏的戏台就是中国。”（《北美巡回讲法》）
这对于1911年之前的中国比较好理解。大家公认的中国的第一部朝代正史是《汉书》。实际上，在此前的《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等史书已经具备了朝代的理念而成书的。而此后的近百年中国史，在现代西学的影响下，在“共和”、“民主”、“专制”等等现代政治观念的冲击下，历史的写作话语走入了现代政治意义的思维之中了。然而，在中国民间老百姓中，“朝代”之说是正常现象，尤其今日之中国，无论你把他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华民国”。报上不是把中国大陆称为“红朝”吗？老百姓都已经意识到，对于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华民国”，只不过是具有现代意义的一种国号的称谓，仅此而已。
中国的“朝代”有两个特点：
A、自有文献记载以来，中国分为“统一的朝代”和“分裂的朝代”两种情况。“统一的朝代”，例如：夏、商、西周、汉、唐、元、清等等朝代；“分裂的朝代”，例如：春秋、战国、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等等朝代，只不过每个朝代里面被分割为多个势力罢了。
B、既然称为“朝代”，那么每一朝他就会有他自己的有盛有衰、有兴有亡的各种阶段，每一朝他就会有他自己的寿命与期限。这是历史的必然。
由此，1911年之后的中国，当属“分裂的朝代”。就如同“东周”分为两个时期－－“春秋”与“战国”，1911年之后的中国也分为两个时期－－“1949年以前的中华民国”与“1949年后的中国”；而如果单从“中华民国”这一角度来看，就又和西东两晋或北南两宋相似。由于这一次的中国历史的每一步被紧紧捆绑在国际舞台中－－这也是中国朝代史中最不同于以往朝代的地方，也是最能使人迷惑与难解之处。更为突出的是：“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政权统治者施行历代先朝皆无的、史无前例的、无孔不入的、严酷的“无神论”的洗脑统治，中国千年的所有传统文化与传统道德被彻底打击。可以说，这些事与法轮功能够在当今中国大陆的洪传有一定的关系。其它方面就不必多言了。港台与海外等地用了另外一类的形式保存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三)
中国的历史的分期：皇、帝、王、伯。
佛家讲人类社会有“成、住、坏、灭”的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犹如人的出生、成长、衰老、死亡的四个阶段。这是把时间做为直线不可逆转的角度来划分的。那么，邵雍对中国的朝代史是如何看的？他把中国的朝代史也分为四种状态：皇、帝、王、伯。
3.1
“皇、帝、王、伯”之说的来历。
首先，邵雍对宇宙万物的阴阳消长采取了“四时四维”的划分的方法，指出作学问要“上顺天时，下应地理，中徇物情，通尽人事”，“弥纶天地，出入造化，进退今古，表里时事”（《观物内篇》），由此才能成为圣人。
四时，即：春、夏、秋、冬；那么，宇宙的万事万物中与“四时”相匹配、对应的事物也被分为“四维”，根据邵雍的《观物内篇》解说可列一个大致的表格，如：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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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 | 太阴 |少阳 | 少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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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 月 | 星 | 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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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 |寒 | 昼 | 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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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 |情 | 形 | 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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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 |声 | 气 | 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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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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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柔 | 太刚 | 少柔| 少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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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 火 | 土 | 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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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 | 风 | 露 | 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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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 飞 | 草 | 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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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 | 鼻 | 口 |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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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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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书》 | 《诗》| 《春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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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 |夏 | 秋 | 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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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 |长 |收 | 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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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 |言 |象 | 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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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 |贤 |才 | 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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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 |帝 |王 | 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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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 |礼 |义 | 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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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 |情 |形 | 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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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 |德 |功 |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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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 |教 |劝 | 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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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 |农 |工 | 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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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些表格大家就一目了然了。熟悉中医的人就知道，像五行、五脏、五官、五味、五情、五神、五声、五色、五音就是有一定的对应关系的。这些表格表达的方式与中医是一样的。这种“上顺天时，下应地理，中徇物情，通尽人事”的“天人合一”的天地物人的对应关系就确立了，同时，也成为“皇、帝、王、伯”之说的来历。当然，他们之间也有一些较复杂的交叉对应关系，读者自可参看原着。
3.2
由此，邵雍对中国的朝代史确立了四分法：“皇、帝、王、伯”。我们来看看邵雍是怎样理解“皇、帝、王、伯”的。
现今，“皇帝”是一个词汇，专指那些一朝一代的最高统治者，首先使用者就是著名的“秦始皇”嬴政。尤甚者是，现代一些人对于专制统治的憎恨，“皇”与“帝”更被指摘。到现代，对于“皇”与“帝”的真实概念已经模糊了，“王”、“伯”就更不用说了。
根据邵雍的《观物内篇》说法－－
“皇”的意义是：以道化民者，民亦以道归之，故尚自然。
“帝”的意义是：以德教民者，民亦以德归之，故尚让。
“王”的意义是：以功劝民者，民亦以功归之，故尚政。
“伯”的意义是：以力率民者，民亦以力归之，故尚争。
很明显，邵雍对于历史的分期主要来自于道德的标准。即每个朝代统治者用什么样的品德标准教劝民众，民众相应回报什么道德的标准，社会由此而崇尚的是什么。
我们可以用现代的语言来具体解释邵雍的看法－－
“皇”，就是神明的圣人以“道”来化育天下，万民也以“道”来追随他。整个社会的表现犹如老子的一句话：“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第57章）整个社会风气自己自然的淳正、朴素、自然、丰富，整个社会崇尚的是“自然”，“自然”就是“无为无有”；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不要故意执着的去做；无有，也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不要强烈固执的要求拥有什么。至于“道”的意义，有些玄奥，可以直解为“宇宙万物的根本特性”，内涵等同老子之“道”。这也是邵雍对于历史的分期的表现中最为尊崇的理想社会，也充分表现出邵雍之学与道家思想的深刻渊源。
“帝”，就是贤明的圣人以“德”来教化天下，万民也以“德”来归随他。整个社会崇尚的是谦让和高尚的品德，充满先人后己的道德风气，没有贪婪狭隘的人心。整个社会看重的是真诚的礼尚往来，而不是个人私利的有无。治理天下的圣人也把天下当作天下百姓的天下，而非自己个人的天下。就象《周易·系辞》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衣裳宽大下垂，悠闲的样子）而天下治”，这也是“无为而治”的道理。
“王”，就是有才干的贤人以“功”来劝教天下，万民也以“功”来跟随他。整个社会崇尚的是政治统治，天下用政治统治的方式纠正不正的东西。能利益百姓的就是正的，被称为“王”；而祸害百姓的就不正了，被称为“贼”。做有利百姓之事，去除祸害百姓之事，这不是一种功绩吗？用正义贤明的君主去除昏庸害民的君主，这不也是一种功劳吗？所以，古人有一句话：“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人！”意思是：殷汤与周武王用武力消灭祸国殃民的夏桀与商纣，使天下由“贼乱”的状态变为“王治”的正常状态，不也是顺天应民的好事吗？
“伯”，就是有权谋的贤人以“力”来率领天下，百姓也以“力”来跟随他。因为这时的社会不是依靠仁义来自然而然获得利益，所以整个社会崇尚的是实力的竞争或利益的争夺，不注重道德与名誉。由此而产生的争斗场面，小的表现为言谈的争执，大的表现为暴力的残杀。就象春秋的五伯（即五霸，邵雍指的是秦缪公、晋文侯、齐威公、楚庄公、宋襄公），就是借虚名而争夺实际利益的代表。虽然如此，五伯不可说没有功劳于中国，只不过称不上“王”，但比野蛮的异族又好多了。东周能延续24个君王，野蛮的异族不敢侵入中原，对于此，五伯功不可没。
通过以上，可看出“皇、帝、王、伯”的道德标准的特点是由高到低，由好到坏的顺序变化的。值得注意的是，老子也把社会的状态分为四种说法：“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老子》第17章）即，最好的社会的状态，百姓不知道有他（君主）；次好的社会的状态，百姓就亲近他、赞誉他；再其次的社会的状态，百姓尊崇敬畏他；最末的社会的状态，百姓就轻视鄙薄他。（君主）把事情作好了，百姓都说这是很自然很正常的。老子之说跟“皇、帝、王、伯”的说法的顺序变化大致一样，也完全符合佛家的“成住坏灭”之说。邵雍是儒家的代表，可见，佛道儒三家对于人类社会变化的看法有一致性。
总之，邵雍的“皇、帝、王、伯”之说是一种社会状态的划分，依据是社会的道德标准。
3.3
“皇、帝、王、伯”具体划分时期。
根据邵雍的《观物内篇》说法是－－
“皇”的时代划分区是：黄帝以前的三皇时期，包括伏羲氏。
“帝”的时代划分区是：黄帝在内的五帝时期。
“王”的时代划分区是：夏商周三朝。
“伯”的时代划分区是：春秋五霸（伯），战国七雄。
这是一个“皇、帝、王、伯”的完整轮换过程。
那么秦朝以后是怎样划分的呢？邵雍认为，自秦朝以后中国的朝代史未能恢复到“皇”、“帝”的时期，而只是在“王”与“伯”之间徘徊。邵雍用比喻的方式具体指出了：
“三皇春也，五帝夏也，三王秋也，五伯冬也。七国，冬之余冽也。汉王而不足，晋伯而有余。三国，伯之雄者也。十六国，伯之丛者也。南五代，伯之借乘也。北五朝，伯之传舍也。隋，晋之子也。唐，汉之弟也。隋季诸郡之伯，江汉之余波也。唐季诸镇之伯，日月之余光也。后五代之伯，日未出之星也。”（《观物内篇》）
归纳来说，秦朝以后只有汉、唐两朝勉强达到“王”的标准，其余都是“伯”一类的。其中，各个朝代的也各有特点，具体说来即是－－
三皇时期，是“皇”，如同人类的春天；
五帝时期，是“帝”，如同人类的夏天；
夏商周三朝，是“王”，如同人类的的秋天；
春秋五霸，是正宗的“伯”，如同人类的冬天；
战国七雄，比正宗的“伯”更冷冽，更恶劣；
汉朝，可以称之为“王”，但仍显不足；
西晋，比正宗的“伯”强一些，好一点；
三国（魏、吴、蜀），是“伯”的雄杰；
十六国，是“伯”的杂聚；
南朝五代（东晋、宋、齐、梁、陈），是借“伯”的名声坐坐而已；
北朝五朝（北魏、东魏、北齐、西魏、北周），是暂借“伯”的名声休息住住而已；
隋朝，比西晋差一点，可做西晋的儿子；
隋朝末年各个郡守的“伯”（可能指隋末各个起义领袖），象大江的余波余浪，很快就消失平静了；
唐朝，比汉朝稍差，可做汉朝的弟弟；
唐朝末年的各个藩镇的“伯”（可能指十国：吴、前蜀、吴越、楚、闽、南汉、荆南、后蜀、南唐、北汉），象日月的余光，弱小且暗淡；
后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的“伯”，象黎明前日未出的星星，虽然有短暂闪亮却被后来的日光淹没。
3.4
好象上面邵雍没有谈及秦朝。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中，由于有了秦始皇而成为最有争议的秦朝，邵雍另有一番特殊的意义作为解说－－
首先，他从秦国的成长来看秦朝，而不是孤立的看秦始皇创立的秦朝。
邵雍说：“自三代以降，汉、唐为盛，秦界于周、汉之间矣。秦始盛于穆公，中于孝公，终于始皇。起于西夷，迁于岐山，徙于咸阳。兵渎宇内，血流天下，并吞四海，庚革古今。虽不能比德三代，非晋、隋可同年而语也。其祚之不永，得非用法太酷，杀人之多乎？所以仲尼序《书》终于《秦誓》一事，其旨不亦远乎？” （《观物内篇》）
三代，指夏商周三代。三代以后只有汉、唐两朝最为强盛。秦经历数百年艰苦创业，屡次迁都，在秦穆公时期开始昌盛，在秦孝公时期中兴，因秦始皇而结束，最终以古今未有的强大军事力量，经过血流成河的战争一统天下。虽然秦在“德”方面比不上夏商周，但西晋、隋朝也不可与之同年而语。秦朝国运不长，难道不是因为其刑法太残酷，杀人太多吗？所以，孔子排序《尚书》时把《秦誓》一篇放在最尾，这不是早就预见了吗？
也就是说，从其来源来说，秦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非常强大了，是众多霸主的领袖，是几百年的霸主，而且打的战争规模古今无有。虽然秦朝只有十几年寿命，那也是西晋与隋朝不可相比的。也可说是春秋战国的总结代表。
其次，用善恶之理来解释秦朝。
邵雍说：“夫好生者生之徒也，好杀者死之徒也。周之好生也以义，汉之好生也亦以义。秦之好杀也以利，楚之好杀也亦以利。周之好生也以义，而汉且不及。秦之好杀也以利，而楚又过之。天之道，人之情，又奚择于周、秦、汉、楚哉？择乎善恶而已。是知善也者无敌于天下，而天下共善之。恶也者亦无敌于天下，而天下亦共恶之。天之道，人之情，又奚择于周、秦、汉、楚哉？择乎善恶而已。” （《观物内篇》）
维护生命，珍惜百姓，则国运昌隆，延绵不绝；杀生如儿戏，视民如草芥，则家国险恶，乱世短寿。周朝以仁义爱护百姓，汉朝也以仁义爱护百姓；但汉朝比不及周朝，所以周朝有八百年之国运，而汉朝只有四百年。秦国（朝）为了利益残杀百姓，楚国也为了利益残杀百姓；但楚比秦更贪婪，所以楚比秦先亡。一朝君主用善来征服天下，天下百姓也用善拥护他；一代国君用恶来征服天下，天下百姓也用恶来抵制他。这是天之常道、人之常情，哪里是老天爷要偏爱或鄙视这些朝代，是道德善恶的安排罢了。
第三，用因果相报的道理来解释。
邵雍说：“夫以力胜人者，人亦以力胜之。吴尝破越而有轻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骄齐之志，贪婪攻取，不顾德义，侵侮齐晋，专以夷狄为事，遂复为越所灭。越又不监之，其后复为楚所灭。楚又不监之，其后复为秦所灭。秦又不监之，其后复为汉所伐。恃强凌弱，与豺狼何以异乎？”（《观物内篇》）
如果用武力（暴力）来胜别人，反之别人也以同样的方式来战胜他自己。例如：吴国击破越国就轻视楚国，击破了楚国就对于齐国有骄横之志，不顾道德仁义，贪婪进攻，侵辱齐国晋国，结果反而被不被重视的越国所灭亡。越国亡吴以后，又骄傲而不严格要求自己，反又被楚国灭亡。楚国又象越国一样重蹈覆辙，反又被秦国灭亡。秦朝一统天下以后，骄横暴虐，最后为汉刘所灭。这种恃强凌弱的做法，不和豺狼一样吗？一国以什么方式对待他国是很重要的。
第四，给秦汉作了对比。
邵雍说：“是知武王虽逮舜之尽善尽美，以其解天下之倒悬，则下于舜一等耳。桓公虽不逮武之应天顺人，以其霸诸侯一匡天下，则高于狄亦远矣。以武比舜，则不能无过，比桓则不能无功。以桓比狄则不能无功，比武则不能无过。汉氏宜立乎其武、桓之间矣。是时也，非会天下民厌秦之暴且甚，虽十刘季百子房，其于人心之未易何？且古今之时则异也，而民好生恶死之心非异也。自古杀人之多未有如秦之甚，天下安有不厌之乎？杀人之多不必以刃，谓天下之人无生路可趋，而又况以刃多杀天下之人乎？秦二世万乘也，求为黔首而不能得。汉刘季匹夫也，免为元首而不能已。” （《观物内篇》）
周武王虽不及舜尽善尽美，但他解决了商纣的罪恶统治，只不过低舜一等而已；齐桓公虽不及周武王应天顺人，但他主盟诸侯、维护天子，比起野蛮外族的侵害好多了。如果把舜、周武王、齐桓公、外族势力相互比较，则互有功过高低之分了。那么，汉朝刘氏就位居于周武王与齐桓公之间了。而恰在汉朝刘邦创业之时，秦朝暴虐滥杀，天下百姓无生路可逃避。所以秦二世胡亥虽出生帝王之家、位居九五之尊，到临难时想做普通百姓都不行；而汉刘邦虽出生卑微、一介无名小民，到时运时不让做君主元首也不能了。
所以说，嬴秦的作用，从近看是结束春秋战国的分裂状态，从远看就是终结“皇”道与“帝”统的文化内涵。虽然嬴秦有短暂的统一天下的历史功绩，但统治手段过于严酷，也降低了未来的“王”道统治的道德意义，使中国历史完全走入“王”“伯（霸）”纷争的状态。所以说嬴秦他虽然界于周、汉两朝，但都不及他们的“王”的历史状态。邵雍总结道：“法始乎伏羲，成乎尧，革于三王，极于五伯，绝于秦。万世治乱之迹，无以逃此矣。”（《观物外篇》）意思是：历史的法则就如同起于伏羲（皇），成于尧（帝），变革于夏商周（王），登峰造极于春秋五伯（伯），断绝于秦始皇。万世的治与乱的变化轨迹，没有不遵循这个规律的。
(四)
根据邵雍的论述，可做一些总结式的分析－－
4.1
如果把“皇、帝、王、伯”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道德衡量标准，邵雍不是乐观者，中国古代社会是象波浪一样逐步向下滑的，也就是后浪比前浪低。
从三皇到北宋时期，邵雍又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甲、三皇开始到秦朝结束，完整的“皇、帝、王、伯”一个轮换。
乙、汉朝开始到隋朝结束，比周朝低一等的“王、伯”变化。
丙、唐朝开始到五代结束，比汉朝低一等的“王、伯”变化。
4.2
“皇”属于五千年文明的上古部分，也属于理想社会的部分，文化初创，但是道德与文化的起点最高，整个社会崇尚自然。
“帝”与“王”，属于五千年文明的中古部分，文化昌盛，社会长时间稳定繁荣，君主贤明，民众讲德仁礼节；同时，“王”的朝代表现是有相当长的寿命，至少有连续不断的相对稳定的200年时期，所以为什么说汉、唐两朝勉强达到“王”呢？。
“伯”也占中国历史的一大部分，属于五千年文明的今古部分，道德相对没落，文化上杂说纷繁、鱼目混珠，社会相对动荡，社会道德讲义、智与利益。
4.3
再根据以上的分析总结，我们也可以大致对于北宋以后的中国历史做一个相对的比较：
赵宋分为北宋、南宋，犹如西晋、东晋之分，但从社会文化与政治经济实力来说，赵宋超过东西两晋，而低于李唐，这是后人把“唐宋”并称的缘故。西晋寿命有51年，北宋有167年，东晋有103年，南宋有152年，一比较就知分晓。那么，辽、西夏、金三代就如同南北朝的北朝，南宋就如同南朝，但比又南北朝各代强一些。
元朝对于中国是一个朝代，但在当时它毕竟是蒙古族统治的一个分支，寿命不足百年，社会突显出的是种族的等级制，所以比北宋又差一些。明朝在寿命上比北宋长一些，但也不及李唐盛世，文化上只是在模仿唐、宋的基础上作发挥发展。清朝犹如回光返照，出现百年的“康干盛世”，寿命也达267年，比明朝276年相差无几，但从社会文化方面来说，只是突出在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总结或使之更为精致、细致，政权更为集中化，出现的各种叛乱、起义的规模和次数都比历代先朝大、多，1848年后60多年受西洋文化的强烈的深层次的冲击（包括冲击到儒家文化等等传统文化），所以比明朝差一些。不过，话说回来，作为邵雍的儒家思想对于异族统治一般有特别对待，所以，元、清两朝用儒家思想的以中原文化为中心的分析理念，肯定不会太高，但比十六国好多了。
总的来说，北宋以后没有一朝能够达到唐朝的“王”的历史状态。而在邵雍的看来：夏、商、周、汉、唐五朝中，唐属最末，也是最为勉强的“王”。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历史从整体道德的角度来看是逐渐往下滑的，尽管中间过程中时有恢复，但比较起来已不如前了。只是唐朝到清朝中期的社会的道德变化相对平缓，没有下滑得那么快。
1911年至1949年的中华民国相当于“伯”了：反复辟、军阀混战、北伐、剿共、抗日、国共内战等等，中国没有喘息一刻过；在传统的文化、道德上已经受到强烈的冲击，与古代的“伯”相差甚远。 1949年以后，大陆红朝对于民众的控制煽动、运动的滔天罪恶、文化的变异摧毁、道德的扭曲颠倒等等东西，大家自可对照历代先朝。
做一个小补充：通过以上的大致解说，我们也许会比较了解了中国的一些像“兵征天下，王者治国”与“强者为英雄”的俗语的道理了。中国自夏朝以来，凡是属于“王”类的朝代开创基业，都需“兵征天下”，一统江山而治理天下（“皇”与“帝”几乎近于“无为而治”，所以“治理”一词概括不了其内涵，只有“王”才能对于天下称为“治理”或“劝民”，而“伯”对于天下只能说是“率领”或“称霸”）；否则，就如同“强者为英雄”的“伯”割据一方或只有短暂的强霸一时。“统一的朝代”和“分裂的朝代”之分，基本符合邵雍的“王”与“伯”的分法，只不过字面上看不出准确的道德的内涵。
(五)
以上都是从时间幅度较大方面来说的，在这种大致的“皇、帝、王、伯”划分里，根据历史的变化，也还有小的区别或划分。
在前文解释秦朝的问题时，邵雍把不同的社会状态的君主作了比较：舜、周武王、齐桓公、外族势力的比较，指出这种比较虽然表现各自的在位的功过与道德的高低，但对于他们自身来说，却是具有时代的合理性和重要性。例如：周武王比不上舜，却比齐桓公强多了，开创中国最为漫长的朝代周朝，功绩伟洪；齐桓公虽比不上周武王，但有了他，就避免了中原被野蛮的异族势力的入侵，使中原文明得以绵延不绝，虽有过，但功劳也不小。
不过，邵雍又说：“尧禅舜以德，舜禅禹以功。以德帝也，以功亦帝也。然而德下一等，则入于功矣。汤伐桀以放，武伐纣以杀。以放王也，以杀亦王也。然而放下一等，则入于杀矣。是知时有消长，事有因革，前圣后圣非出于一途哉。” （《观物内篇》）就是说，事情会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前面的圣人与后面的圣人不是走相同的路子：同样是“帝”，舜即位是因为他有“德”，而禹即位是因为他有“功”，道德标准不一样，“功”比“德”又低了一等；同样是“王”，殷汤把罪恶的夏桀流放，而周武王把罪恶的商纣杀死（逼死）了，周武王也比殷汤低了一等。而他们的即位时间排序大家都明白。
以上对于“帝”与“王”的各自变化举了例子。那么，像“王”有夏、商、周、汉、唐五朝，读者自可把这五朝里面的君主作一个历史的比较，自然就知道高低了。
那么“伯”呢？邵雍也具体的表述了：“秦缪公有功于周，能迁善改过，为伯者之最。晋文侯世世勤王，迁平王于洛，次之。齐威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又次之。楚庄强大，又次之。宋襄公虽伯而力微，会诸侯而为楚所执，不足论也。治《春秋》者，不先定四国功过，则事无统理，不得圣人之心矣。春秋之间，有功者未见大于四国，有过者亦未见大于四国也。故四者，功之首罪之魁也。”（《观物外篇》）
邵雍分别给春秋五伯作了典型的比较，指出秦缪公（即穆公）最高，以后依次是晋文侯、齐威公（即桓公）、楚庄公，宋襄公最末，不足论也。在春秋时期，秦、晋、齐、楚四国是这时期社会的功劳之首、罪过之魁。
这里我们看出了在同一个时期里，随着不同的君主的确立，他们即位的道德标准是有变化的，而且也表现出相对下滑的趋势。
参考资料
1、相关的邵雍的著作与资料，参看“孔子2000网”之“邵雍研究”专栏：http://www.confucius2000.com/confucian/shaoyong/index.htm
2、李洪志先生著作，参看“明慧网”。
3、相关的中国预言《马前课》、《推背图》、《 烧饼歌》与《梅花诗》等等，参看“正见网”。
4、《老子》等书。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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