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河北省，一个中小城市的郊区有一位老人，据我所知这位老人无论在家乡还是在他曾工作过的天津都有着良好的口碑，他是抗日时加入共产党的，为了“革命” 撇下了家里婆媳两个小脚老太太和四个尚未成年的孩子，最大的不过十一岁，最小的还在怀里抱着，由于是共党家属叫敌人逮去就没命了，他们过着流离失所，隐姓埋名的生活，经常饥一顿饱一顿一直熬到解放。
土改时由于老人一直在外地工作，儿子也在外调念书，家里稀里糊涂（坏人使坏）被划成地主成分，其原因是老人没参加过农业劳动，老人小时家境确实不错，十几岁参加“革命”.按国家成份的划分年限，那时老人家早已是过着比贫农还贫农的生活，而且居无定所，（原因这期间经过绑票，分家，失窃替全村人拿村差等等）其实当时只要老人一句话就能把成分改过来，但是他没有，他说什么事最怕认真二字，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
就这样，在大炼钢铁的年代，由于成分不好，被发配到西北钢铁公司，在那里工作到1962年，此时正值国家困难时期，老人被厂方多次开会动员回乡支农（说是动员老人，实际上就是强迫，还要自己说愿意）给国家减轻负担－因为他这种人的工资待遇相对一般工人都是比较高的，就在这一年被遣送回乡，临走时发给700块钱，从这时起老人被共产党一脚踢出门外，“革命干部家属光荣证”的所有待遇一扫而光。从此没吃过一片公费医疗的药，政府没有过一声问侯和安慰，一直到今天，老人成了一个切头切尾的农民，而且是地主成分。
接下来就是四清，文化大革命，老人被当地政府认为是犯了错误才回乡的（因为他们认为他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平白无故回去当农民），拉出去批斗儿子们陪绑，全家只要在社会上做点工作的都有大字报个人专栏，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那时老人就有两个儿子已高中毕业了，由于不服被关进牛棚，不准送吃喝，老二本来就有肺病，加上这种刺激，从此躺在炕上再也没有起来，老人由于长期压抑和战争年月留下的伤痛，后来也得了半身不随，不能下炕，就这样炕头躺儿子，炕尾躺老人，家里是一贫如洗，不但如此，那时所有贫下中农应享受的待遇（如买红白糖，碱面等）老人家没有，因为他们是地主成分，他的孙子、孙女们上学在学校任由老师同学骂“臭地主”而不敢抬头，每次上街都绕着人走墙根，就这样还经常被拦截。
大儿子外出务工几次被用人单位看中，要留在外当工人，都被当地政府强行纠回，声称不听就断口粮。三儿子打了一辈子光棍，四儿子长年在窑厂脱土坯，得了胃病，经常痛得死去活来，有两天起不来炕，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老人用一只还有一些知觉的左手，由家人把着给当地民政部门写了一封申请，要求百分之四十医疗救济；重新审定成分，要儿子接替工作等等。
不久，申请打回来说，他是后来得的病，不予救济，连一分钱都不给，其它的几项也不予理睬，全部退回。后来老人被谴返回乡时，厂方说如有困难可以向民政部门申请，他们会帮助解决的。到头来都是假的，老人在彻底绝望之际，急得（用一只手）把炕席都拆了，几个月后得脑溢血身亡，与其二儿子仅相差八个月，父子前后命赴黄泉。
老人临终前留下遗嘱说：“千年的文字会说话，他的问题一定得到解决。”之后老人的后人先后到过民政局，冶金部，中南海，钢铁公司，并多次给其厂去信。在中南海出来一个不知什么人说：“嗳！冤死的多了，你们这还是好的呢？现在没人管这事，回家吧。”
冶金部的人说：“河北没政策，等有政策再说吧。”
钢铁公司说：“河北没政策，国家功臣不是自己封的，是国家公认的，那时跑回去的多了”等等翻脸不认人，老人的后人千里迢迢来到西北那个钢铁公司，结果在门房被连推带搡的打了一顿，轰了出来，声称再不走就弄死你。
老人的后人把告民政局的信，请人直接拿给民政局长看，局长说：“胆子不小，我想见识见识。”结果一见面，他曾和老人的儿子儿媳在一起工作过，是很熟的人，当时就答应给落实政策，但是他得了癌症，不久就死了，老人的事又成了无头案。
他们也曾试着找过老人解放初在同一政府部门工作的下级，他们有的当了市里的领导，有的当了省里的领导都没有回声，有的还说，那时他们想见都见不着（指老人）。有些市里的领导说，说你有理你就有理，说你没理你就没理，等政策吧！到时通知你们，一直到今天老人家里也没等到政策，老人的老伴九几年才去世，也没等到共产党的一分钱。
我想要是那些省长、市长家里滩上这种事恐怕早就有政策了，我个人认为不管有没有政策，这样对待一个老革命及其家人也未免太缺德了。什么叫人民的公仆，你们那才是自己封的呢！嫌不嫌害臊！老百姓承认你吗？我想老人的家人早已不知我是谁，因为时间太长了，知道这事的人也太多了，大家也只是背地里说一说，共产党没良心，卸磨杀驴等等，我现在已离开了那个是非之地。所以把他写下来，让全世界人都知道，以慰老人的在天之灵。
李天意
2005年4月20日(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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