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姑妈出身于官宦家庭,我爷爷晚清时做过湖南布政使,民国初年担任湖南禁烟督办,两个官职都是肥差,挣下偌大一份家业,并不奇怪。六姑妈少女时代锦衣玉食,十七岁那年由大伯母作伐,与汪姑爹共效于飞。汪姑爹风流倜傥,毕业于美国名校哥伦比亚大学,与胡适是前后校友,口才和文才均相当不俗,是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民国外交界的青年才俊,不到三十岁就担任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文化参赞。
六姑妈很依恋汪姑爹,挚爱之中另有仰慕的成分。可惜好景不长,随着日本关东军侵略中国东北三省,汪姑爹忧愤成疾,三十二岁病逝于日本横滨。那年,六姑妈满打满算才不过二十三岁。
“我大病一场,有心随他驾鹤西归,可你奶奶不许,她最疼爱的子女就是我和你爸爸,她要我好生想一想孝道,我一想,就勉强活下来了。”六姑妈是典型的孝女,她不忍伤了母亲的心,让她白发人送青发人。
抗战时期,六姑妈为了逃难路上少受些拖累,将十几箱贵重的衣物和字画寄放在一位好友家中,这位好友还是汪姑爹的亲戚,想来是可以信托的。可是到了战后,对方借口说衣物和字画全被日本兵掳走了,一股脑儿赖得干干净净。此前数年,文夕大火将长沙焚为赤土,我家的大宗祖业已付之一炬,连块砖瓦也没捡回。
家道式微之后,六姑妈洗净铅华,做些湘绣帮补家用,其间也常有人上门提亲,她总是甩出一句直顶喉咙的硬话将媒婆打发出门:“母亲在,我就一门心思做个孝女,是不会嫁人的。”再后来,长沙解放了,湘绣由专门的部门来管理,六姑妈的作品渐渐没了销路,她就帮我大伯打理家务,闲时她还是忍不住技痒,刺绣些手帕、枕套之类,作为礼物送给亲友,没有人不欢喜,没有人不夸她针功神奇,她报之一笑,并不掩饰自己内心的得意和快意。
“文革”开始后不久,我大伯“畏罪”自杀了,六姑妈处变不惊,没怎么落泪,她极有见地,对我父亲说:“死者已得到解脱,活着的人还要吃不少苦头,就把眼泪水留给自己用吧。”到了1968年,不知何方神圣令箭一挥,我们全家就得下放华容县东山公社,六姑妈也在其列,她近乎赌气地说:“我都快六十岁的人了,不想去农村养猪种菜,要死就死在长沙。”
她急中生智,想出一个留城的绝妙办法,辗转托人物色到湘运公司一位姓王的党委书记,愿去他家当保姆。我父亲对六姑妈认矮服低的做法十分生气,他跺着脚又叫又吼:“我们王家再穷再背,也没有屈身去当下人的先例,六姐,你去华容养猪种菜比当下人强一百倍!”六姑妈神色不变,口气却略微有些伤感地说:“先前,我们家有钱有势,没少使唤下人,平心而论,都是父母所生,凭什么我们就只能做主子,别人就只能做下人?再说,今时不比往日,王家已经水落三丘,我去当别人的保姆,也算是还一还宿债吧。”
她这保姆一做就是二十多年,带大了主家的一个宝贝儿子,教他读书上进,教他尊重父母亲友,教他爱整洁……样样都教得极好,那男孩叫她奶奶也叫得极亲,男孩的父母则对六姑妈尊若高堂,这令六姑妈尤其感到欣慰。有一次,六姑妈对父亲说:“年轻时,有一个姓陈的算命瞎子算定我将来膝下荒凉,而且晚景凄苦,前面算他讲对了,我没生下一儿半女,后面就未必然。”从年轻时做参赞夫人到老年当保姆,按照常人的眼光看去,明摆着境遇一落千丈,陈瞎子说六姑妈晚景凄苦也不为错,但人性中还有善良,还有慈爱,还有彼此相濡以沫,还有其他美德,消解了窘境中苦楚的滋味,最终六姑妈“给别人开升降机”也同样获得了幸福,体现了自己的价值。
有时,我想,如果当初六姑妈随同我们全家下放到华容山区,说不定她跟母亲一样积劳成疾,早已客死异乡。她有她的主张,她选择了不同的路线和不同的活法,放下了自己曾是大家闺秀的尊严和高傲,去当保姆,反而曲径通幽。人生有许多波诡云谲,唯有智者能够拨开迷雾,见到久违的光明。
六姑妈说做人就跟坐升降机差不多,她没有什么可遗憾的,无论早年荣华还是晚年平淡,都活得实诚,她那二三十年代大家闺秀的天然素质从未丧失分毫,朴素,娴静,雍容,大方,明决,果断,富于同情心和理解力。这是我曾经认识的六姑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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