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五年中共颁布"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后，法国学者Ｃｈｅｓｎｅａｕ曾访问北大，在临湖轩举行座谈会。会间历史系学生陈斯骏递了个条子，请他讲一讲对"双百方针"的观感。他回答道："这个方针理论上是好的，但我认为贵国并没有实行这个方针的政治环境。"果不出Ｃｈｅｓｎｅａｕ所料，北大师生员工们的鸣放不过才一个月，毛泽东的反右运动便铺天盖地而来了。
肃反中按"百分之五"的指标揪反革命分子的做法，被沿用到了揪右派分子上。完不成指标，便是没完成党的任务，那是不行的。刚好百分之五，那是勉强完成，还是"不积极"，"反右不力"。抓虱子多多益善。北大党委书记江隆基抓了百分之六点五，却还是"反右不力"，被赶下了台。陆平前去主事，"右派"与"极右派"抓了七百名，另外"中右"、"右倾"的处理对像还有八百。（１）二者合计，差不多抓了百分之十五。
虽无统计数字证实，笔者估计在反右运动中落网的人数的比例北京大学高于北京各大学。
西方语言系讲师黄继忠是一个班的班主任，曾带领二十八名学生到清华大学介绍北大的鸣放（据黄对本文作者说，他们当时将校徽竖别，是为了便于识别，并无他意。由于清华党委事先组织了学生在会场上起哄、嘘叫，会开了个头就散了。）北京市市长彭真下令："黄继忠是北京高校第一个带学生出校门的，应该严惩。"于是黄成为"极右份子"，他班上二十四名学生三分之二成了右派。鸣放时，该班一位学生时荣章曾打电话到中共中央，要求向毛泽东汇报北大的运动。获准后，以他为首的十个同学，外加黄继忠老师，于五月二十七（八？）日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虽未能见到毛本人，却向毛泽东的"办公室主任"鸣放了一通。十天后，毛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反右，这十一名荣幸到中南海去鸣放的小人物一个也没逃脱。黄继忠和时荣章一对师生成了河北清河劳改农场的难友。
由于毛泽东在七月间号召"对右派，要挖，现在还要挖，不能松劲"，《人民日报》发布社论，批评"部分单位对右派分子的挖掘、揭露和批判还很不够，既不广，也不深"，全国便在"挖"字上大做文章。即使不曾鸣放、没有发表"反动言论"的人，也可能被揪出来。在北大，谁在大字报栏前读后来成了右派的人写的文章时点过头，就是"点头右派"。谁看反击右派的大字报时摇了头，那立场也就一目了然，是为"摇头右派"。
当时物理系的学生似乎格外活跃，右派也格外多。北大全校的右派学生，物理系几占三分之一。由于一九五二年中共强令全国各高等院校改变欧美理工合校制度，采用苏联的理、工分家的制度，清华的文科、理科合并到北大，当时又还没有与清华、北大鼎足而立的中国科技大学（该校于一九五八年成立），中国最优秀的理科学生云集北大。落网之后，很多右派学生被押往农场改造，从此葬送了青春。
七、右派学生处境最恶劣
在北大校园里为胡风树召魂幡的刘奇弟除戴上"极右派"帽子外，还被定为反革命分子，进了北京城里的草岚子胡同监狱。他抗议绝食，狱卒多次用铁棍撬开他紧闭的嘴，强行灌入米汤，撬掉了他的大部分牙齿。但他终于绝食而死，成了众多反右殉难者的一员。
北大经济系学生黄中奇，当上右派后被斗争。被斗时他突然爬窗，打算跳楼自杀。几名同学及时抱住了他。他一时丧失理智，拔出削铅笔的小刀乱戳，使个别同学受了轻伤。结果当局说他"蓄意杀人"，是"右派杀人犯"，判处死刑。枪决那天，当局强令北大右派部分学生去刑场观刑。（二十多年后，当局为黄中奇平反，可是他的骨骸早不知哪里去了。）
对右派的处理，毛泽东说的是："右派这么多，除极少数违法者以外，不捉不办，给选票……""捉"是逮捕，"办"是法办、即判刑。但他发明的"劳动教养"不属"捉"，也不属"办"，对右派分子，他用的就是这个好法子。
什么样的人劳教"？《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上说的是："不务正业"、"违反治安管理"、"拒绝劳动或者破坏纪律"、"不服从工作分配……不断地无理取闹"等等，此外就是"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份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份子"。党的喉舌《人民日报》于一九五七年八月四日发布社论说："右派份子攻击我们实行劳动教养违反宪法，这是最露骨的一种恶意攻击。"所以，现在轮到右派份子尝尝无产阶级专政下"劳动教养"的滋味了。
"劳教份子"和"劳改犯"关在一处"改造"，只是待遇略有差别，每月有二、三十元生活费，自己须交伙食费。实质二者均被视为犯人，只是劳改有刑期，劳教未经审判，没有刑期而已。
以下是当时北大的一名右派对笔者所作的回忆：
一九五八年春节年三十那天，包括北大在内的北京西郊几所大学的右派学生、助教、讲师接到通知，自带铺盖到某处报到。报到后摘掉校徽，上车，开到海淀派出所，一个一个按指印。北京俄语学院的一个右派学生抗议道："我没犯法，为其么要按指印？"结果当场被扣上手铐，几个警察强行制服他，按了指印。而后，他们被押上了大客车，车厢首尾各有一个端着手枪的警察监视，每个人必须低头，不得朝窗外看，直到车子开进市内的半步桥监狱。许多学生流着眼流吃完了年夜饭。
十天后，这些右派们与刑事犯一起，在半夜里被解押到火车站，转运到北京以东一百余公里的茶淀车站。下车时，四周房顶上架着机枪，另有一支马队监视着犯人的举动。
这就是著名的清河劳改农场的所在地。以其中的三分场为例，五百人左右的犯人，大多数是"劳教"的右派，少数是刑事犯。右派也有个别是"劳改"。"劳改"的没有工资，"劳教"的则按体力强羽发给二十四至三十二元的工资，再交回十元饭钱－－严格按照"按劳取酬"的社会主义原则行事。
住处是个"口"字型的建筑，中间是空地。四个角上各有一个岗楼，架着机枪。干活时，地里四个角都有岗哨，不可越出界限。午间休息在地头吃饭，每人两个玉米面窝窝头、两根萝卜条。从伙房运到地里，玉米窝头已经冻得很硬，咬都咬不动。每人每月定粮四十五斤，一周可以吃到一顿大米饭，两周可以吃到一顿饺子。
到了一九六○年前后，由于"大跃进"、"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经济崩溃，全国陷入了饥荒。劳改农场自然是首先削减粮食供应的地方。每个犯人，包括只是"劳教"而不是犯人的右派在内，从一九五九年底开始，定量由四十五斤降到了二十一斤。可是劳动量并没因此而减轻。人们逐渐虚弱，连铁锹也握不动，收工回来连爬上炕的力气都没有了。当人都浮肿的时候，便开始死去。一个分场竟至有一个小分队的任务便是埋人。
本来，劳动已经免了，但春天来了，年轻的都被集中送到某处去春耕。三分场半数以上的犯人被都集中去春耕，其中少数是刑事犯，大多数是学生，从北京西郊来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工业学院、钢铁学院、航空学院等校的右派份子。由于食物不足，劳动繁重，那三百人左右的春耕队伍全都倒下了，没有一个活到夏天。
一九六九年，中苏东北边境闹磨擦，中共怕苏军从渤海湾进攻，直取北京，而清河农场正是从渤海湾到北京城的必经之地。劳改犯人以及已经解除劳教但仍不准回北京的就业右派们，都是潜在的危险份子－－尽管其中不乏因"反苏"而戴上右派帽子的，一律不得留下。这样右派们便被遣送回原籍农村，清河农场作为右派劳改场所的历史终于在六九年底前后结束，历时计十二年。
在中国的东北角，有一大片未曾开垦的处女地。自从一百多年前俄国人掠走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那块丰腴的土地之后，这里就成了中国东北的边陲，俗称"北大荒"。五十年代初，新政府陆续在那里开辟了农场，转业的人民解放军一批一批地到达那里的同时，囚犯和历次运动中被整肃的好人也一批批地到了这里。一九五五年，周恩来总理批准在北大荒中苏边界上的兴凯湖旁建了一座农场，专收北京送去的"劳教"、"劳改"犯。到了五八年，那里便成了北京右派的集中处。
一九五八年春天，北京火车站忙了好一阵子。在"人民江山坐得牢，右派份子想反也反不了"的凯歌声中，一批一批右派份子被押上了开往北大荒劳改营的火车。右派份子到了农场，全部衣服包括内衣裤都用油漆写上"劳改"二字。这样，除非赤条条地跑或永远画伏夜出，绝无可能找到藏身之地。由于政府的"宽大"，他们不是犯人，没有刑期；但这样一来出头之日就是个未知数，也可能遥遥无期。劳改营的某些规则适用于右派与一般犯人。譬如：擅自越出警戒线（包括劳动时的许可活动范围）者，武装人员有权开枪；家属可以定期探望，通信要经当局拆阅；口粮以相当于一个小学生的标准配给。
有因逃跑而被打死的。一九五八年大年三十在海淀派出所被要求按指印时表示抗议的那个北京俄语学院的学生，因"态度恶劣"，须予严惩，在别的同学由北京半步偶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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