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五年中共頒布"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方針後，法國學者Ｃｈｅｓｎｅａｕ曾訪問北大，在臨湖軒舉行座談會。會間歷史系學生陳斯駿遞了個條子，請他講一講對"雙百方針"的觀感。他回答道："這個方針理論上是好的，但我認為貴國並沒有實行這個方針的政治環境。"果不出Ｃｈｅｓｎｅａｕ所料，北大師生員工們的鳴放不過才一個月，毛澤東的反右運動便鋪天蓋地而來了。
肅反中按"百分之五"的指標揪反革命分子的做法，被沿用到了揪右派份子上。完不成指標，便是沒完成黨的任務，那是不行的。剛好百分之五，那是勉強完成，還是"不積極"，"反右不力"。抓虱子多多益善。北大黨委書記江隆基抓了百分之六點五，卻還是"反右不力"，被趕下了臺。陸平前去主事，"右派"與"極右派"抓了七百名，另外"中右"、"右傾"的處理對象還有八百。（１）二者合計，差不多抓了百分之十五。
雖無統計數字證實，筆者估計在反右運動中落網的人數的比例北京大學高於北京各大學。
西方語言系講師黃繼忠是一個班的班主任，曾帶領二十八名學生到清華大學介紹北大的鳴放（據黃對本文作者說，他們當時將校徽豎別，是為了便於識別，並無他意。由於清華黨委事先組織了學生在會場上起鬨、噓叫，會開了個頭就散了。）北京市市長彭真下令："黃繼忠是北京高校第一個帶學生出校門的，應該嚴懲。"於是黃成為"極右份子"，他班上二十四名學生三分之二成了右派。鳴放時，該班一位學生時榮章曾打電話到中共中央，要求向毛澤東匯報北大的運動。獲准後，以他為首的十個同學，外加黃繼忠老師，於五月二十七（八？）日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雖未能見到毛本人，卻向毛澤東的"辦公室主任"鳴放了一通。十天後，毛下令在全國範圍內反右，這十一名榮幸到中南海去鳴放的小人物一個也沒逃脫。黃繼忠和時榮章一對師生成了河北清河勞改農場的難友。
由於毛澤東在七月間號召"對右派，要挖，現在還要挖，不能鬆勁"，《人民日報》發布社論，批評"部分單位對右派份子的挖掘、揭露和批判還很不夠，既不廣，也不深"，全國便在"挖"字上大做文章。即使不曾鳴放、沒有發表"反動言論"的人，也可能被揪出來。在北大，誰在大字報欄前讀後來成了右派的人寫的文章時點過頭，就是"點頭右派"。誰看反擊右派的大字報時搖了頭，那立場也就一目瞭然，是為"搖頭右派"。
當時物理系的學生似乎格外活躍，右派也格外多。北大全校的右派學生，物理系幾佔三分之一。由於一九五二年中共強令全國各高等院校改變歐美理工合校制度，採用蘇聯的理、工分家的制度，清華的文科、理科合併到北大，當時又還沒有與清華、北大鼎足而立的中國科技大學（該校於一九五八年成立），中國最優秀的理科學生雲集北大。落網之後，很多右派學生被押往農場改造，從此葬送了青春。
七、右派學生處境最惡劣
在北大校園裡為胡風樹召魂幡的劉奇弟除戴上"極右派"帽子外，還被定為反革命分子，進了北京城裡的草嵐子胡同監獄。他抗議絕食，獄卒多次用鐵棍撬開他緊閉的嘴，強行灌入米湯，撬掉了他的大部分牙齒。但他終於絕食而死，成了眾多反右殉難者的一員。
北大經濟系學生黃中奇，當上右派後被鬥爭。被斗時他突然爬窗，打算跳樓自殺。幾名同學及時抱住了他。他一時喪失理智，拔出削鉛筆的小刀亂戳，使個別同學受了輕傷。結果當局說他"蓄意殺人"，是"右派殺人犯"，判處死刑。槍決那天，當局強令北大右派部分學生去刑場觀刑。（二十多年後，當局為黃中奇平反，可是他的骨骸早不知哪裡去了。）
對右派的處理，毛澤東說的是："右派這麼多，除極少數違法者以外，不捉不辦，給選票……""捉"是逮捕，"辦"是法辦、即判刑。但他發明的"勞動教養"不屬"捉"，也不屬"辦"，對右派份子，他用的就是這個好法子。
什麼樣的人勞教"？《國務院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上說的是："不務正業"、"違反治安管理"、"拒絕勞動或者破壞紀律"、"不服從工作分配……不斷地無理取鬧"等等，此外就是"不追究刑事責任的反革命份子、反社會主義的反動份子"。黨的喉舌《人民日報》於一九五七年八月四日發布社論說："右派份子攻擊我們實行勞動教養違反憲法，這是最露骨的一種惡意攻擊。"所以，現在輪到右派份子嚐嚐無產階級專政下"勞動教養"的滋味了。
"勞教份子"和"勞改犯"關在一處"改造"，只是待遇略有差別，每月有二、三十元生活費，自己須交伙食費。實質二者均被視為犯人，只是勞改有刑期，勞教未經審判，沒有刑期而已。
以下是當時北大的一名右派對筆者所作的回憶：
一九五八年春節年三十那天，包括北大在內的北京西郊幾所大學的右派學生、助教、講師接到通知，自帶鋪蓋到某處報到。報到後摘掉校徽，上車，開到海淀派出所，一個一個按指印。北京俄語學院的一個右派學生抗議道："我沒犯法，為其麼要按指印？"結果當場被扣上手銬，幾個警察強行制服他，按了指印。而後，他們被押上了大客車，車廂首尾各有一個端著手槍的警察監視，每個人必須低頭，不得朝窗外看，直到車子開進市內的半步橋監獄。許多學生流著眼流吃完了年夜飯。
十天後，這些右派們與刑事犯一起，在半夜裡被解押到火車站，轉運到北京以東一百餘公里的茶澱車站。下車時，四周房頂上架著機槍，另有一支馬隊監視著犯人的舉動。
這就是著名的清河勞改農場的所在地。以其中的三分場為例，五百人左右的犯人，大多數是"勞教"的右派，少數是刑事犯。右派也有個別是"勞改"。"勞改"的沒有工資，"勞教"的則按體力強羽發給二十四至三十二元的工資，再交回十元飯錢－－嚴格按照"按勞取酬"的社會主義原則行事。
住處是個"口"字型的建築，中間是空地。四個角上各有一個崗樓，架著機槍。幹活時，地裡四個角都有崗哨，不可越出界限。午間休息在地頭吃飯，每人兩個玉米麵窩窩頭、兩根蘿蔔條。從伙房運到地裡，玉米窩頭已經凍得很硬，咬都咬不動。每人每月定糧四十五斤，一週可以吃到一頓大米飯，兩週可以吃到一頓餃子。
到了一九六○年前後，由於"大躍進"、"大煉鋼鐵"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導致經濟崩潰，全國陷入了飢荒。勞改農場自然是首先削減糧食供應的地方。每個犯人，包括只是"勞教"而不是犯人的右派在內，從一九五九年底開始，定量由四十五斤降到了二十一斤。可是勞動量並沒因此而減輕。人們逐漸虛弱，連鐵鍬也握不動，收工回來連爬上炕的力氣都沒有了。當人都浮腫的時候，便開始死去。一個分場竟至有一個小分隊的任務便是埋人。
本來，勞動已經免了，但春天來了，年輕的都被集中送到某處去春耕。三分場半數以上的犯人被都集中去春耕，其中少數是刑事犯，大多數是學生，從北京西郊來的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工業學院、鋼鐵學院、航空學院等校的右派份子。由於食物不足，勞動繁重，那三百人左右的春耕隊伍全都倒下了，沒有一個活到夏天。
一九六九年，中蘇東北邊境鬧磨擦，中共怕蘇軍從渤海灣進攻，直取北京，而清河農場正是從渤海灣到北京城的必經之地。勞改犯人以及已經解除勞教但仍不准回北京的就業右派們，都是潛在的危險份子－－儘管其中不乏因"反蘇"而戴上右派帽子的，一律不得留下。這樣右派們便被遣送回原籍農村，清河農場作為右派勞改場所的歷史終於在六九年底前後結束，歷時計十二年。
在中國的東北角，有一大片未曾開墾的處女地。自從一百多年前俄國人掠走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那塊豐腴的土地之後，這裡就成了中國東北的邊陲，俗稱"北大荒"。五十年代初，新政府陸續在那裡開闢了農場，轉業的人民解放軍一批一批地到達那裡的同時，囚犯和歷次運動中被整肅的好人也一批批地到了這裡。一九五五年，周恩來總理批准在北大荒中蘇邊界上的興凱湖旁建了一座農場，專收北京送去的"勞教"、"勞改"犯。到了五八年，那裡便成了北京右派的集中處。
一九五八年春天，北京火車站忙了好一陣子。在"人民江山坐得牢，右派份子想反也反不了"的凱歌聲中，一批一批右派份子被押上了開往北大荒勞改營的火車。右派份子到了農場，全部衣服包括內衣褲都用油漆寫上"勞改"二字。這樣，除非赤條條地跑或永遠畫伏夜出，絕無可能找到藏身之地。由於政府的"寬大"，他們不是犯人，沒有刑期；但這樣一來出頭之日就是個未知數，也可能遙遙無期。勞改營的某些規則適用於右派與一般犯人。譬如：擅自越出警戒線（包括勞動時的許可活動範圍）者，武裝人員有權開槍；家屬可以定期探望，通信要經當局拆閱；口糧以相當於一個小學生的標準配給。
有因逃跑而被打死的。一九五八年大年三十在海淀派出所被要求按指印時表示抗議的那個北京俄語學院的學生，因"態度惡劣"，須予嚴懲，在別的同學由北京半步偶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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