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2002年11月4 日失去自由的，到现在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了。在这两年中，我被监视居住过 85 天；在北京市看守所度过一年的时光；在北京市外地罪犯遣送处煎熬三个月，在北京市第二监狱又生活了一年多。
两年多来的遭遇，给我最深的感受是：中国的酷刑、残忍、不人道、有辱人格待遇和处罚的情况非常严重。而促成这些情况发生的，往往都是政府的管理干部，他们以严格管理为由，随意的去整人、刁难人、侮辱人、摧残人。下面就是我的自身经历。
一、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我的左耳被打聋我是一个民主党人，在贯彻我党《公心至上，为大众服务》的宗旨中，做过一些促进社会政治进步的工作，然而，这些工作是中国政府很不高兴。2003年底，我被官方送上了法庭，法官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为由，判了8 年徒刑。
面对这不公平的判决，我在法庭上讲了二十四个字“结束一党专政，走向民主政治，反对政治迫害，实现司法独立”。正是由于这二十四个字的缘故，法警用手铐把我的双手反铐在身后，三个小时之后，法警队的队长对我大打出手。先用手掐住我的脖子，等我快憋死的时候，用拳头和巴掌打我的头部和脸部。我被打倒后，他用皮鞋踢我的上身和下身，殴打我二十分钟后，他用脚踩住我的背，一脚一脚地往下踹，不让我起身。被打后，我的身上多处受伤，最严重的部位是左耳处，从那以后，我得左耳失去了听力。
二、中国的监视居住制度是一个摧残人、虐待人的制度
1 、警察在押送我的汽车上对我施暴。我是在 2002 年11月4 日晚，于家中被警察戴上手铐押走的，他们把我推上一辆轿车，把我身上穿的大衣后背部分向上拉，从头顶翻到脸部前，这挡住我的全部视线，（大衣的布料是防雨不透气的）。警察把这种做法称为“规矩”。当时警察用力摁我的脖子，并把头上的大衣往脸上捂，在喘气艰难，忍无可忍之下，我开始一种本能的反抗。但是，我的双手已被手铐铐住，两侧的警察使劲用身体押住我的双肩，没有多长时间，我大汗淋漓，四肢无力了。这种虐待持续了一个半小时。
2 、在监视居住的日子里，我没有见过阳光和月亮关押我的地方是一间四周没有窗户的小房间，房顶虽有一个小天窗，但是它早已被武警封闭挡住的严严实实。房间内有一张木床，床上有一个床垫和一个薄被，床边一个床头柜，除此之外，屋内再也找不到其他物件了。
看守由武警担任，他们分四组，全天24小时循环倒班站立于床的两侧，由于他们看管的严紧，我是在灰暗中熬过的 85 天，没有见过太阳和月亮。
3 、看守的嘴，就是规定监视居住里的规定，多的数不胜数。但是，从来就没有成文的规定，全部出于看守的嘴。武警非常严肃地告诫我：监视居住的执行单位，不设成文的书面规定，他们的嘴就是规定。
我最记得的规定有两条：第一条规定是：不准我离开床。不许在床边坐着，也不许在床上乱躺，只准在床上静躺。手脚不能动，躺的姿势要符合武警的规定。一种是把身体摆成一个大字；另一种姿势是双手举过头顶。第二条规定是：我的双手不能放在被子里，只能放在看守的视线之内。因为这两条该死的规定，每天夜里，我至少要被叫醒十几次，武警惊警我的理由是：我的手腕缩进了被子里。
在监视居住的日子里，虽然没有打、没有踢，但是，让人感到比死还难受。有腿不能站；有手不能动，残忍的规定，把我的四肢焊死在床垫子上。（我从原来的156 斤的体重，85天后只有120 斤）
看守还有一条挠痒痒的规定。如果想挠痒痒时，要先向看守申请，批准后，才能挠。挠痒时，要把衣裤全部脱光，赤条条地在看守的视线下来挠，否则，按违抗规定处理。有一天夜里，我感觉腿部痒了，下意识的去挠，没有事先请示，结果，招致看守把我身上的被子掀到底上，冻了我老半天（正值冬天）。
每天的伙食不足，有时只给一个小馒头，三片葱头。
目前中国实行的监视居住制度很不规范，随意性极大，原因是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监视居住的成文书面规定。这也是造成在监视居住期间刁难人、摧残人、不人道、有辱人格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之一。
三、政府向囚犯提供的伙食是相当糟糕的，每天都是水煮菜、窝头和馒头。
在看守所里能买到营养丰富的食品和水果，但是，它的价格却是非常的昂贵，商品的价格要比市场上的价格高出一倍。北京的十几个看守所中，食物出售的价格都没有北京市丰台区看守所高，在那里，市场上一元一根的小香肠可卖到10元，有的监舍甚至卖到了100 元一根。
在看守所里，（包括安全局的看守所）警察强迫囚犯每天“坐板”就是强迫囚犯在木头板上坐姿端正，一坐就是一整天。 警察还强迫囚犯每天晚上值夜班，目的是让囚犯之间互相监督、防止发生逃跑、自杀等事件。我所在的监区，每天晚上值两个小时的夜班。
如果囚犯在盘腿坐板时坐姿不端正或在夜里值班时睡觉，就会受到处罚，轻的被警察臭骂一顿，重的要被反铐数日。
2003年5 月中旬，北京市看守所201 监区 219监室一名叫金克强的囚犯，因值夜班时睡着了，被警察用特制手铐背铐5 天。
看守关押的囚犯非常多，而牢房很小，连水泥地上都睡满了人，每个人的横间距不足两尺，有的监室还不足一尺。
我所在的201 监区，每个星期放风一次，每次 1520 分钟。赶上警察忙时，两个星期放风一次。而204 监区每一个月甚至两个月才放风一次，风场不是露天的院落，而是4 间20平米没有房顶的平房。
看守所规定：在押的囚犯是不准与家人通讯的。也没有任何书、报可看。
四、遣送处的酷刑、残忍、不人道、侮辱人格的处罚情况
遣送处的全称是“北京市外地罪犯遣送处”，也叫“天河监狱”，犯人门都管它叫“魔鬼集中营”。凡是被判刑的人，在下监狱之前，都要经过遣送处这一关。在这里接受一个月的劳动，两个月的学习。
由于遣送处的工作目标之一，就是让所有来到这里的人，放弃做人的希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警察在老囚犯中，精心挑选、培训了一批人与他们一起做管理工作。警察让我们这些新到的人称他们为班长。
遣送处的警察为了让新来的囚犯尽快丧失掉做人的尊严，编制出一套有辱人格内容的语言和动作姿势，并将其称为“规矩”，强迫囚犯们每天早上5 点半起床列队，反复无休止的操练，有不从者，按抗拒规矩处理。在遣送处，强迫囚犯们脱光衣裤，进行羞辱，惩罚囚犯做长时间的劳役，处罚囚犯面壁思过数周，有辱人格情况随处可见。
1 、遣送处的酷刑和暴力虐待
我到遣送处的第一天（2004年1 月14日），因不承认自己有罪，不低头。触犯了遣送处的“规定”，一个叫刘放的警察叫来四个班长，对我实施处罚。警察揪住我的头发，一边用力往下摁，一边告诉四个班长：“摁丫挺的（骂人话）”。四个班长如同恶狼，有的卡脖子，有的摁肩膀，还有的踢我的下身，我的头被他们五个人摁到了地上。那个叫刘放的警察吩咐四个班长：不能让我这个“颠覆共产党政权分子”的头抬起来，让我好好尝尝“专政机关”的厉害，由于我一直不服软，结果，我的头一直被他们摁在地上5 个多小时。
2004年1 月14日下午 14 时左右，有四名法轮功学员也触犯了遣送处的规定，同样遭到了警察和班长的暴力，当时恐怖的惨叫声不断在监区通道内回荡，事后才知道，警察用镣铐和绳索把法轮功学员的手和脚绑到了一起，然后用电棍电。
2004年1 月19日， 20 日，21日，遣送处的集训队中又传出了惨叫声，我亲眼看到一个人戴着头盔，双手、双脚被铐住，身体被三角皮带捆绑在一长床板上，身子下面全是大小便，臭烘烘的。
2004年2 月初，一个叫郭斌的新囚犯，因触犯遣送处的规定，被警察殴打后，双手分别被铐在铁栏杆的两侧，一共铐了三个白天。
2004年2 月中旬，一个新来的囚犯也是触犯了规定，惨遭毒打。有六名警察同时对他施暴，警察先将他的双手反铐起来，再命他跪下，六名警察一边用电棒电击，一边用皮鞋踢他，这名新犯人告饶的声音开始还挺大声，后来的声音越来越小，警察对他实施酷刑的时间长达20多分钟。
遣送处在对新犯人实用酷刑的同时，在生活上也刁难人，在精神上更摧残人，在学习上限制人。用管理人员的话讲，只有通过全方位的“严格要求”，才能让新囚犯体验到罪犯的真是感受，认清自己的身份。
2 、生活上对新囚犯的刁难遣送处的规定中有这么一条：新囚犯在上厕所时要整进整出。其意思是每个班中的新囚犯要按照规定的时间全部进入厕所，没有厕位的囚犯在厕所内列队依次蹲下等候。待往复循环“作业”完毕后，再列队走出厕所，为了刁难新囚犯，在放厕时，班长总是依照警察的严格要求的指令，把厕所的门窗关闭，隔着门上的玻璃监视新囚犯的举动。如有人说话或蹲姿不规范，将会受到处罚，轻者令其在厕内练“规知”50遍，重者罚站三天。
在新囚犯的洗漱时间上，遣送处是这样规定的：每天早晚各一次，集体进入水房洗漱，时间不得超过5 分钟，实际上，每次洗漱三分钟后，班长就向水房外赶人。有不从者，按抗拒管理处理。
遣送处还规定，新囚犯的衣服，每两个星期由班长指定两个人，把大家的衣裤统一洗一次，个人不能去水房洗衣服，由于衣服太多，又规定洗衣服的时间只有一个小时，实际上，几十件新囚犯的内外衣裤，只是混合在一起用水冲一冲，再晾干了而已。由于人为的制造出恶劣的生活环境，2004年3 月21日，遣送处的新囚犯杨京、王金宽等人的身上发现了大量的虱子。
3 、在精神上对新囚犯施压为了在精神上摧垮新囚犯，政府管理干部每天强迫新囚犯低头认罪几十次，反复背诵狱规58条，唱《脱胎换骨》歌。声音不洪亮者，背诵不熟练者，将会受到严厉处罚。
为了让新囚犯的精神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状态，遣送处规定：新囚犯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要向班长请示报告，得到班长批准后再进行。平时要笔直地坐在小凳上一动都不能动，起立、坐下、进门、出门、喝水、吃饭、说话等等一切言行，都需要向班长请示。
平时不准犯人之间聊天谈话。
“画一个圈把你焊死”这句话，是班长恐吓新犯人的法宝。意思是：班长有权命令任意一个新囚犯呆在很小的地方，不许离开，一个名叫张磊的班长曾恶恨恨地对新囚犯说：谁违反规定，让我过不去，我就让他两个月当两年熬。
有一个叫程喜来的新囚犯，他因性格耿直，在同班长讲话时冒犯了两句，班长先是命令其面壁思过7 天，然后，罚他用布擦通道，上、午各擦20遍。最后，让他写出深刻检查当众做检讨，向班长三鞠躬，赔礼道歉才算了事。这种倚仗警察的势力欺负新囚犯的事例，在遣送处比比皆是。
由于遣送处的警察整人有方，加之恶劣的生活环境，在短短的三个月内，所有的新囚犯都生病了，尽管他们要求见医生，但很少有人被批准去医务室就诊，除非发烧或心脏病。
我到遣送处的第三天就发起了烧，被隔离在一间与集训队相邻的房间内，被隔离后的生活条件更为恶劣，洗手、洗饭盒、小便都要在室内完成，伙食更为糟糕。只是便于输液、吃药。还有一个好处是，这里的囚犯可以相互交流，集训队理的事情也能了解。
我在遣送处前后发过两次烧，合计注射消炎液24瓶，服用过大量药物。可以说，在遣送处的三个月中，我的生命是依赖于注射药剂来维持的。
遣送处还有许许多多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事情，如：两人合睡一张地铺，让新囚犯在床底下睡。伙食非常糟糕，连咸菜都不管够。早餐只向新囚犯每人提供两小片咸菜，白开水经常停止供给，即使多时，也不让新囚犯随便去喝，而是必须经过班长批准。
五、在学习方面，囚犯门所受到的限制在监视居住期间，警察不准在押犯有笔、有纸，也不许有书籍和报刊，完全剥夺了在押犯的学习权利。
在看守所里，警察不让囚犯有笔和纸，特别是对政治犯，更加严格看管和限制，在我接到起诉书后，我才被获准能使用一个圆珠笔芯来写辩护词，辩护材料还没写好，圆珠笔芯就被警察给收走了。那是我一年当中，唯一的一次有笔写字的机会。因为长时期不写字，提笔时，有很多字都想不起来了。为了能看到书，我曾向看守所捐款 100元钱，但是最后还是没有书看。警察向我解释说：一般来讲，看守所是不准看书的，捐款是义务，尽了义务未必就有书看的权利，看守所把看书视为一种奖励，政府只对表现好的，贡献突出的人给予这种奖励。在遣送处，新到的囚犯也不能有笔，不准看书和看报。
我们完全可以说，一个普通人，自从被警察带走后，就与书、笔和纸、报刊无缘了。
六、政治犯被严加管制的情况
政府对不认罪的政治犯所实施的管制是非常严酷的，无论这些不认罪的政治犯被关押在那里，在他们的档案中，都注有“严管加特管”的标签。一个人如果在监狱中被戴上严管的帽子，那么，在事事处处都将受到限制和歧视。
首先，政府明文规定：不认罪的政治犯，不准使用电话向家里的亲人问候，而承认自己有罪的人，都可以打电话，政府的这个规定是很不人道的。
其次，政府规定：不认罪的政治犯与家属接见时，要安排在设有玻璃墙设施的房间里通过电话交谈，让亲人之间可望不可及。而认罪的囚犯，不但可以同家属在同一张饭桌上吃饭，还可以同妻子单独生活一天。这种歧视政治犯的规定更是不人道的。
在生活待遇上，政府也对不承认自己有罪的人，做出苛刻的限制，如：不承认有罪的人，每个月最多只能购买80元的食品，而承认自己有罪的囚犯，每个月可购买120-200 元的食品。
中国政府对不承认自己有罪的囚犯，还有很多不成文的规定，如：不能减刑，也不能获得假释等。
我坚信，我所经历和披露的只是中国存在酷刑、不人道、有辱人格待遇问题中的冰山一角。回想起这两年来的经历，仿佛在恶梦中。中国政府早已签署了两个国际公约，与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而且，已经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但我所见、所闻、所遇清楚地表明，中国囚犯，特别是政治犯，本应享有的基本权利，未能得到尊重和保障。
中国的人权事业人重而道远，任务远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而沉重。但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无论是谁都挡不住人类尊严不断提升的大趋势，挡不住人权事业迈进的脚步。
没有你们，就没有人类幸福的不断增进。最后，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所有关注和致力于中国和世界人权、民主、自由事业的人们，表示真挚的尊敬和谢意！
此致
何德普2004年(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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