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除了这些指责，中宣部还有一个不愿明言的理由，也是该文中最刺耳的声音：中国之所以遭受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三大灾难，其根源就在于“我们是吃狼奶长大”。引伸开来，可以理解为中共教育的强制性意识形态灌输是“狼”，受教育的孩子们喝的也就是“狼奶”。
伪造历史和灌输狼奶是中共本性
尽管中宣部不愿意听“吃狼奶”的批判，但他们整肃《冰点》的行为，正好为中宣部“吃狼奶”提供了betway体育手机网
例证。因为，伪造历史和灌输狼奶是中共的传统，甚至从一九四○年代的延安就开始了。
一九四九年中共掌权后，对中国历史的全面窜改和伪造也开始了。甚至敢于把中共还未诞生之前发生的“五四运动”，也算作中共的丰功伟绩之一。同时，一九四九年后的历史教科书中，充满了仇恨灌输和暴力煽动。
民间恢复历史真象的努力
毛泽东时代结束和改革开放时代到来，史学界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给一些近、现代史上的著名事件和著名人物“翻案”，主要有两大事件和三大人物。事件是重新评价“太平天国”和“义和团”，人物是给清末封疆大臣曾国藩、李鸿章和袁世凯翻案。进入九十年代，翻案风几乎刮进了所有人文领域，有两部书影响最大，一为唐浩明的历史小说《曾国藩》，在一九九○─一九九二年间持续热销，可以说风靡海峡两岸；一为著名学者袁伟时的史学著作《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一九九二年出版。该书不仅重新评价了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和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中国改革者，而且重新评价了赫德、威妥玛、林乐知、李提摩太等洋人对中国改革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之后，近现代历史人物的传记作品，以这些人物为主角的历史小说和影视作品纷纷出现。
也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即便中共的正统教育仍然占据大学课堂的主流，但民间自发的思想探索、官方提倡的思想解放与外来思想价值大量涌进的合力，逐渐瓦解了毛时代的单一性、封闭性和暴力性教育，相对开放的观念市场有力地冲击着大学校园。多样性、开放性和人道性开始在大学生中流行。所以，改革开放时代的大学生得以再次幸运地受到多元化的、人道主义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的滋养，但中学教育的“狼性”却很少改变。
对教科书的反思
直到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知识界才意识到了反思中国教科书的重要性，翻案文章由学术研究领域进入历史教学领域。最初，反思的焦点集中在语文课本所选课文的内容上，对几十年一贯制的内容陈旧、谎话连篇和意识形态化进行批判，与此同时，民间知识界开始了“大学新语文”的编写工作。到二十一世纪初，专业杂志《历史教学》也曾发表了大量文章，集中讨论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编写问题。二○○三年，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间播出长篇电视剧《走向共和》，该剧吸收大量史学界的翻案成果，对曾国藩、李鸿章和袁世凯等人有了比较正面的描写和评价。也就是说，学术界对李鸿章、袁世凯、左宗棠等历史人物的重新评价，随着这部电视剧的热播而进入大众领域。比如，在中共主导的传统历史教科书中，李鸿章是“昏庸无能、贪污腐败、卖国求荣”的卖国贼，而在《走向共和》中却变成了才干卓越、高瞻远瞩、忍辱负重的爱国政治家。正是这部首播之后就被封杀的历史剧，引发出一场中国近代史及其人物的公共讨论。
毫无疑问，在中国知识界对近现代中国历史的重新反思中，袁伟时先生对翻案史学的贡献有目共睹，他发表在《冰点》上的文章，绝非一时的意气之作或草率之论，而是出自他作为史学家的深思熟虑和负责精神。而袁伟时的文章引起中宣部震怒，就在于该文触到了中共现行寡头们的价值观的最痛处。
袁伟时所言，显然是再次对今日中国的中小学历史教育提出警告：在毛泽东时代的大规模阶级灭绝已经不再的今天，中共的宣传部和教育部主导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在历史价值观上仍然没有根本变化，小康时代的孩子们，在肉体上被添得过于饱胀，精神上却是营养不良，在人文价值的教育中，孩子们喝下去的主要食粮仍然是“狼奶”！
如今中宣部的惟一职能就是充当独裁政权的舆论杀手，它管制媒体、操控舆论、压制思想、扼杀学术。独裁制度犯下的所有罪错都有中宣部的参与：阉割社会的舌头，扼杀那些向往自由的灵魂，囚禁那些新闻界的良心。
中宣部是什么机构？
在此意义上，中宣部是灵魂的杀手，是媒体的监狱，是喝足了狼奶的机构，它每一次伸出魔爪，必有有良知的新闻人及其报刊被扼杀。现在，为了配合胡温政权的意识形态左转，对自由知识界、开明媒体和政治异见的打击更是决不手软，许多曾经活跃在时政评论界的自由知识人失去了发言平台，更多的持不同政见人士身陷文字狱，所有开明媒体皆遭到不同程度的整肃，甚至不惜对团中央的机关报《中国青年报》这样的党报痛下狠手。
然而，中青报同仁李大同、卢跃刚等人的公开反抗，国内外舆论对《冰点》同仁的广泛支持，既有老中青各层次的体制内开明派，也有各个年龄层的民间反对派；既有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也有多位港台新闻人；其中，龙应台直接叫板胡锦涛的公开信影响最大，因为她由《冰点》被停刊联系到两岸关系的未来前景，结论是一个自由台湾决不会与一个独裁大陆谈统一！
凡此种种，再次凸现了“道义在民间而权力在官府”的中国特征，权力是官权阻塞自由的堤坝，道义是民间冲决堤坝的浪潮。而在自由民主已经变成世界主流的大势下，阻塞者只能是自掘坟墓，冲决者却拥有汇入文明主流的希望！
或者说，今日中国的问题，已经不再是要不要自由制度的问题，而只是以何种方式、用多长时间才能完成独裁向自由的和平转型的问题。
二OO六年二月一日于北京家中
(动向2月号)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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