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井冈山把共产党从五四党变成山党的时候,毛泽东就开始走进几千年来绵绵不断的历史轮回(参见拙作《论毛泽东现象的文化心理和历史成因》)。从陈胜吴广到洪秀全、孙中山,二千多年来,在那个长长的行列里,与毛泽东的成功比较相近的有刘邦、朱元璋、李自成。1949年10月1日,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一说是在政协大会上所言)的时候,人们应该意识到,这其实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皇帝宣告诞生了。假如中国人幸运的话,那麽,这应该是最後一个中国皇帝。
发生在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可以说,是从打倒皇帝开始,到毛泽东步入中南海重新坐上龙庭结束的。这场从孙中山到毛泽东的革命,充满了滑稽和反讽。江湖革命家孙中山无数次地组织起义,及至标志历史转折的武昌起义爆发,此公却偏偏不在场。革命家们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後继地致力於推翻满清王朝,而真正解决那个王朝的历史人物,恰恰是後来复辟称帝的袁世凯。袁世凯以炉火纯青的政治手腕,把紫禁城变成了满清王朝的坟墓。不放一枪,不流一滴血。整个过程之精彩之高妙,不要说孙中山和毛泽东,就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华盛顿,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宠儿拿破仑,乃至英国革命的克伦威尔,都难以望其项背。孙中山的革命结果是引狼入室,将苏联革命的恐怖和专制嫁接到中国传统的草莽造反和江湖起义。毛泽东的革命完成了乌托邦专制和中国传统极权的杂交,所谓革命成功,无非是毛泽东戴着共产主义的面具,坐上秦始皇和朱元璋同样坐过的龙庭。比起毛泽东冠冕堂皇地入主中南海,袁世凯的称帝庶几成了冤大头。袁世凯不知道,中国历史到了二十世纪,皇帝已经不再叫做皇帝,而是叫做领袖。假如当年的袁世凯宣称,他是中华民国的领袖,那麽得到的就不会是反对和哗变,而是欢呼和拥戴。聪明一世的袁世凯,实在是糊涂一时。他竟然都不知道,称领袖做领袖也一样的可以皇恩浩荡,一样的可以专制极权,一样的可以嫔妃成群,一样的可以践踏法律,一样的可以把国家玩弄於股掌之上。
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的话语能力确实过人。他不仅知道把皇帝的称呼改成领袖,而且还懂得把自己的称帝,说成是“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叫做欲擒故纵,要让国人拥戴他的称帝,非但不提皇帝这个词,而且还把自己的入主中南海说成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人民确实站起来了。1949年10月1日走过天安门城楼的所有中国人民,全都感觉自己站了起来。他们当中没有人意识到,他们是在毛泽东的脚底下站起来的。毛泽东只消轻轻一踩,中国人民就成了粉齑。这与其说是中国人民太愚昧,不如说是中国人民太聪明,竟然能够和毛泽东心照不宣。在有皇帝的时代,中国人民动不动就想起来造皇帝的反。而一旦没有了皇帝,中国人民又觉得很难受,很想找个伟大领袖作代偿。东方红,太阳升,并不是毛泽东自己唱的,也不是毛泽东逼着中国人民唱的,而就是中国人民自觉自愿地唱的。没有了皇帝的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再没有伟大领袖。这两者都没有了的中国人民,就像没了爹娘的孩子,在没有皇帝和领袖的黑暗里瑟瑟发抖。那东方红、太阳升,不唱行麽?
毛泽东把自己的称帝叫做“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无疑是高明的,而中国人民心领神会地高唱东方红、太阳升,也不失为一种伟大。毛泽东的伟大,建立在中国人民伟大的基础之上。没有中国人民的伟大,哪来的伟人毛泽东?毛泽东的伟大,只不过是集中了所有中国人积攒了几千年的伟大罢了。因此,毛泽东的伟大无论在中国人民心目中,还是在西方知识份子心目中,尤其是美国左派知识份子和美国左右两派政客心目中,都是毋庸置疑的。尼克森和基辛格在各自的回忆录中,对毛泽东如何伟大表示五体投地,并不是客套,而是对毛泽东的心悦诚服,也是对整个中国人民和中国历史的心悦诚服。犹太人的聪明是全世界人民有目共睹的,唯有中国人的伟大,却还没有达成共识。
伟大的中国人民和伟大的毛泽东,在1949年以後的政治运动中,配合得相当默契。一部分人民跟着毛泽东,不断地打倒着、乃至在肉体上消灭着或者说清除着另一部分人民。基於一种拉帮结派的传统,中国人民很知道如何划分界线,把自己划入革命派,把别人划入反动派;把自己划入胜利者,把别人划入失败者。失败者的行列中,在农村有地主富农,在城市有资本家,在知识份子中有右派,在无业游民中有坏分子。假如说,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暴虐狰狞的专制舞蹈,那麽无论是领舞者毛泽东,还是群舞者中国人民,全都跳得十分投入。过去鲁迅笔下的看客,如今有了把别人置於死地的机会和肆意地折磨同胞的快乐。所谓的中国历史,真的如同毛泽东说的那样,变成了“一些阶级消灭了,一些阶级胜利了”的历史。通过不断地消灭另一部分失败的人民,胜利的那部分人民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地走在毛泽东指定的那条叫做革命的大路上。毛泽东喜欢这样的历史游戏。毛泽东不仅敢於玩弄这样的历史游戏,毛泽东也善於玩弄这样的历史游戏。这是以往中国历史上的秦始皇们和朱元璋们所望尘莫及的。
假如没有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沉缅於不停地打倒别人的中国人民是绝对不会感到疲惫的。信奉斗争哲学的毛泽东,深知中国人民几千年来已经养成了狼狗一样互相撕咬的习性。即便是饿得头昏眼花,只要一说有敌人,马上就会眼睛发亮,怒发冲冠。用发现新的敌人来代替饥饿的感觉,使毛泽东轻而易举地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转危为安。彭德怀不过是像被打成右派的知识份子一样,做了毛泽东的替罪羊。指鹿为马的本领,在毛泽东进一步上升到了随心所欲地看风使舵。
发生在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可以说,是从打倒皇帝开始,到毛泽东步入中南海重新坐上龙庭结束的。这场从孙中山到毛泽东的革命,充满了滑稽和反讽。江湖革命家孙中山无数次地组织起义,及至标志历史转折的武昌起义爆发,此公却偏偏不在场。革命家们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後继地致力於推翻满清王朝,而真正解决那个王朝的历史人物,恰恰是後来复辟称帝的袁世凯。袁世凯以炉火纯青的政治手腕,把紫禁城变成了满清王朝的坟墓。不放一枪,不流一滴血。整个过程之精彩之高妙,不要说孙中山和毛泽东,就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华盛顿,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宠儿拿破仑,乃至英国革命的克伦威尔,都难以望其项背。孙中山的革命结果是引狼入室,将苏联革命的恐怖和专制嫁接到中国传统的草莽造反和江湖起义。毛泽东的革命完成了乌托邦专制和中国传统极权的杂交,所谓革命成功,无非是毛泽东戴着共产主义的面具,坐上秦始皇和朱元璋同样坐过的龙庭。比起毛泽东冠冕堂皇地入主中南海,袁世凯的称帝庶几成了冤大头。袁世凯不知道,中国历史到了二十世纪,皇帝已经不再叫做皇帝,而是叫做领袖。假如当年的袁世凯宣称,他是中华民国的领袖,那麽得到的就不会是反对和哗变,而是欢呼和拥戴。聪明一世的袁世凯,实在是糊涂一时。他竟然都不知道,称领袖做领袖也一样的可以皇恩浩荡,一样的可以专制极权,一样的可以嫔妃成群,一样的可以践踏法律,一样的可以把国家玩弄於股掌之上。
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的话语能力确实过人。他不仅知道把皇帝的称呼改成领袖,而且还懂得把自己的称帝,说成是“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叫做欲擒故纵,要让国人拥戴他的称帝,非但不提皇帝这个词,而且还把自己的入主中南海说成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人民确实站起来了。1949年10月1日走过天安门城楼的所有中国人民,全都感觉自己站了起来。他们当中没有人意识到,他们是在毛泽东的脚底下站起来的。毛泽东只消轻轻一踩,中国人民就成了粉齑。这与其说是中国人民太愚昧,不如说是中国人民太聪明,竟然能够和毛泽东心照不宣。在有皇帝的时代,中国人民动不动就想起来造皇帝的反。而一旦没有了皇帝,中国人民又觉得很难受,很想找个伟大领袖作代偿。东方红,太阳升,并不是毛泽东自己唱的,也不是毛泽东逼着中国人民唱的,而就是中国人民自觉自愿地唱的。没有了皇帝的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再没有伟大领袖。这两者都没有了的中国人民,就像没了爹娘的孩子,在没有皇帝和领袖的黑暗里瑟瑟发抖。那东方红、太阳升,不唱行麽?
毛泽东把自己的称帝叫做“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无疑是高明的,而中国人民心领神会地高唱东方红、太阳升,也不失为一种伟大。毛泽东的伟大,建立在中国人民伟大的基础之上。没有中国人民的伟大,哪来的伟人毛泽东?毛泽东的伟大,只不过是集中了所有中国人积攒了几千年的伟大罢了。因此,毛泽东的伟大无论在中国人民心目中,还是在西方知识份子心目中,尤其是美国左派知识份子和美国左右两派政客心目中,都是毋庸置疑的。尼克森和基辛格在各自的回忆录中,对毛泽东如何伟大表示五体投地,并不是客套,而是对毛泽东的心悦诚服,也是对整个中国人民和中国历史的心悦诚服。犹太人的聪明是全世界人民有目共睹的,唯有中国人的伟大,却还没有达成共识。
伟大的中国人民和伟大的毛泽东,在1949年以後的政治运动中,配合得相当默契。一部分人民跟着毛泽东,不断地打倒着、乃至在肉体上消灭着或者说清除着另一部分人民。基於一种拉帮结派的传统,中国人民很知道如何划分界线,把自己划入革命派,把别人划入反动派;把自己划入胜利者,把别人划入失败者。失败者的行列中,在农村有地主富农,在城市有资本家,在知识份子中有右派,在无业游民中有坏分子。假如说,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暴虐狰狞的专制舞蹈,那麽无论是领舞者毛泽东,还是群舞者中国人民,全都跳得十分投入。过去鲁迅笔下的看客,如今有了把别人置於死地的机会和肆意地折磨同胞的快乐。所谓的中国历史,真的如同毛泽东说的那样,变成了“一些阶级消灭了,一些阶级胜利了”的历史。通过不断地消灭另一部分失败的人民,胜利的那部分人民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地走在毛泽东指定的那条叫做革命的大路上。毛泽东喜欢这样的历史游戏。毛泽东不仅敢於玩弄这样的历史游戏,毛泽东也善於玩弄这样的历史游戏。这是以往中国历史上的秦始皇们和朱元璋们所望尘莫及的。
假如没有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沉缅於不停地打倒别人的中国人民是绝对不会感到疲惫的。信奉斗争哲学的毛泽东,深知中国人民几千年来已经养成了狼狗一样互相撕咬的习性。即便是饿得头昏眼花,只要一说有敌人,马上就会眼睛发亮,怒发冲冠。用发现新的敌人来代替饥饿的感觉,使毛泽东轻而易举地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转危为安。彭德怀不过是像被打成右派的知识份子一样,做了毛泽东的替罪羊。指鹿为马的本领,在毛泽东进一步上升到了随心所欲地看风使舵。
严禁建立镜像网站.
--版权所有,任何形式转载需betway必威体育官网
授权许可。 本文短网址:
- 关键字搜索:
- 毛泽
看完这篇文章觉得
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