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丁子霖的党文化

党文化有很多表现，最典型的表现是：不具体。它不顾生活中正在发生的多层次的，复杂的，不同情况的具体事件，用一套振振有辞的，泛泛而论的，“假大空”的大道理来涵盖一切。党文化严重的人的特点是，或用又大又空的歪理压人，令人无言以对，或用云遮雾罩的隐话唬人，令人难以揣摩。中共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干部都是这样，这种从上渗透至下的语言方式危及社会，长此以往，党文化则变成普遍的社会现象。

普通老百姓忙于柴米油盐，就是有党文化也影响不大。可是党文化严重的公众人物的一言一行则会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丁子霖最近发表的两篇文章都带着明显的党文化色彩，令读者反感。

她的第一篇文章是在高智晟律师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后遭到中共非法打压迫害最严重时间给高智晟写的公开信， 名为：丁子霖致高智晟公开信: 请回到维权的行列中来──致高智晟先生公开信。

当前在中国，最大最严重的侵权行为就是达七年之久的中共当局对法轮功的严酷迫害和屠杀，高智晟律师在为这个最迫切的维权大声疾呼遭到中共政权打压迫害达四个月之久的时候，丁子霖竟全然不顾四个月所发生的众多的中共当局严重的违权事件，反倒写信请高智晟回到维权的行列中来。并在信中讲了一番添砖加瓦，愚公移山的歪理。

她说，“我们从第一次写信到今天已经十一个年头过去了，至今没有得到政府方面的回应。是不是继续这样写下去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我们相信总归有那么一天，政府方面会同我们坐到一张谈判桌前。您一定听说过西方有个“西西弗斯”的故事，或者中国本土的愚公移山的故事。我认为面对强权和暴政，需要更多的西西弗斯和愚公。中国聪明人太多，缺的就是像西西弗斯和愚公那样的人。”

她又说，“但是在我看来，那些把自己的聪明才智放在本职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每一个维权个案的律师先生是值得人们尊敬的。他们有时也许不能成功，但至少他们在为我们这个社会的法治化添砖加瓦。”

丁子霖的愚蠢在此可见一斑，高智晟当时正在遭受着非理性的独裁政权的残酷迫害，她却在旁边胡扯什么要用愚公移山的精神对待这个政权。说白了，丁子霖就象在对着被一群流氓恶棍围住暴打的见义勇为的人说，“回到见义勇为的队伍里来吧，你怎么不为我们的社会法治添砖加瓦啊？”

她说的道理又大又高，造成一种理大压死人之势，这是典型党文化的大，空特点。

党文化另一个特点是虚，话里有话，含沙射影，指东说西，让人琢磨不透。毛泽东在这方面是个高手，我们中国人对老毛的这类荒谬都不陌生，我在此也不用废话。丁子霖的第二篇文章“想到哪里，说到哪里──关于英雄”把这云遮雾罩，含沙射影，指东说西的党文化特点发挥到了极致。

这篇文章起因于高智晟律师给丁子霖的回信得到众多读者的称赞。高智晟律师的回信表现的独立于党文化之外的深邃思想让我们惊叹不已。同时丁子霖的被党文化僵化的头脑遭致人们议论和批评。所以，憋了半年，丁子霖终于发出这第二篇名为“想到哪里，说到哪里──关于英雄”的对高智晟忿忿不平，含沙射影的文章。

文章中，丁子霖极尽表彰自己“天安门母亲”名称，影射高智晟是受人安排。不了解事情前因后果的读者，还真揣摩不出她影射的那位“先有人写好剧本，再找人当演员、排练出来的”的“英雄”是谁。

她说，“在我们这个母亲群体中，很早就流行著一个“逼上梁山”的说法。意思是，我们中间很多人今天走到这一步，大抵是被共产党逼出来的。一位难友曾戏言：‘丁子霖啊，你现在已经被逼上梁山了，而我，也已经到了山跟前，说不定哪一天也要上山了。’人生就是‘逼上梁山’。当然这话只适合于我等愚夫愚妇，对于那些有抱负、有雄心的先知先觉者是不适用的，他们相信的是英雄创造历史。但我们这个‘天安门母亲’群体，却完完全全是被逼出来的，并不是先有人写好剧本，再找人当演员、排练出来的。”

一个对中共没有深刻认识的满脑子党文化的愚民突然儿子被“党娘”给杀了，她找“党娘”说说理，这当然不属于经过思考醒悟而自觉自发的反叛，更不属于出于社会关怀的牺牲奉献，这种被“逼上梁山”后还盼着杀人“政府方面会同我们坐到一张谈判桌前”的愚民谈起自己是“逼上梁山”时的那种阿Q 式的骄傲在这段描述中表露无疑，对政府的奴性也随之跃然纸上。可笑的是，对“逼上梁山”莫名其妙地自我得意后，还要反骂那出于思考醒悟并勇于牺牲的高智晟律师是“写好剧本，再找人当演员、排练出来的”。丁子霖被中共扭曲至此，真是可怜可悲至极矣。

党文化第三个特点是“假”。虽然人们都知道中共党文化是“假大空”，但人们并不是随时随地地都能识别出它高超的造假伎俩，因为它的这些伎俩也与时俱进地精致化了。另外由于它具备造假的三大法宝，使人们易于相信它并导致受骗上当。一大法宝是它的官方的地位，二大法宝是它的铺天盖地的单向宣传，三大法宝是它的天罗地网的警察机构，这些警察还常常私下里和百姓交朋友，向百姓透露“可信”消息。

举个最近发生的说明中共国安警察造假把人当猴耍的实例。

余杰在他的“以真话维权”的文章中为了影射了两个人而说出两件事。他在文章里说，“令人遗憾的是，由于许多维权人士亦深受共产党文化之潜移默化，许多人在其言语行事中，不自觉地混淆了真话和谎言的界限，逐渐习惯了自己所制造出来的谎言，并享受这些谎言所堆砌出来的英雄感。比如，有人受到两三名警察的跟踪，在接受海外媒体采访的时候却非得夸大到二三十人，似乎不这样夸大不足以显示自己的‘重要’；比如，有人出没娱乐场所，并与地方黑势力发生冲突，却非得将这样的事件泛政治化，将其描述成国安策划的阴谋；... ...”

这段文章中，余杰第一件事指的是高智晟，说高智晟对监视他的警察数目夸大其词。第二件事指的是另一位著名的维权人士赵昕，说赵昕遭国安策划暴打是说谎。事经几个月后，现在这些谣言已经水落石出，真相大白，北京的异议人士，维权人士都知道这两条消息均属谣言，而且是来自国安部警方的谣言。

那段时间，国安部找北京的许多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谈话，谈话中间都会以接近的态度透露三条假消息给对方，第一个假消息是，高智晟夸大其词，我们国安根本没派那么多警察围堵监视他，就派了两三个警察。第二个假消息是，赵昕挨打不是我们国安警察干的，是他去娱乐场所与地方黑势力发生冲突所致。第三个假消息是，余杰的老婆到处跟人睡觉。其他的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都对这种假消息不屑一顾，唯独余杰拿着鸡毛当了令箭。

国安当然不会告诉余杰第三个余杰能够识破的假消息，所以国安方面的人只告诉了他头两个假消息，他得意于抓着了攻击别人的尚方宝剑以至忘形所以，马上就把这两条假消息全部用在了他的文章中，还说了一套冠冕堂皇的大道理，指责许多维权人士亦深受共产党文化之潜移默化，自觉地混淆了真话和谎言的界限。

余杰就这样被中共国安当猴给耍了，使他遭到其他也被告知了假消息的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们的耻笑。

但愿丁子霖能从余杰的教训中得到一点启发，同时看到党文化的害人之处。

2006 年11月6日(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