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声吼：为丁子霖盖棺定论

前言

从来没有对丁子霖女士发表过评论，一则因其的确为中国的正义民主事业作出了贡献
，二则因其是一位上了年纪的母亲，我是极不情愿对其有什么不敬之辞的。但不忍见其沽
名钓誉愈演愈烈，以致于到了混淆视听、干扰正义民主进程的地步，所以特撰此文，对其
进行一些必要的解读，以期澄清视听。

一　解读“英雄母亲”

凭心而论，丁女士算是一位有着深挚母爱的母亲，在预见到会“面对一场灭绝人性的
大屠杀”后，她“把儿子锁在了自己家里，苦苦哀求他不要外出，以至于儿子不得不跳窗
而去”。这一行为，或许确有不够崇高不够伟大的一面，但出于一位平凡母亲对儿子的爱
，实在是无可厚非，也是让人敬重的。至于她说出那位为绝食的女儿送行的母亲“不应受
到称赞，甚至不配当母亲”的言论，我想如果是在镇压刚发生、失子之痛犹切、情绪失常
的情况下，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已经过去十几年了，那次运动的正面性质以及历史意义早
已昭然若揭，还有这样的言论，未免略显狭隘，似乎还有点妒嫉的嫌疑。

丁女士是一个行事小心谨慎的人。正如她所说“一个人做任何一件有可能带来风险的
事，都要根据自己的能力，也要考虑自己的承受力”。“一九九一年四月，一位美国广播
公司（ABC）的驻京记者找到我，说天安门事件中死了不少人，她曾找到几位死难者的亲
属，希望他们能接受她的采访，但他（她）都拒绝了。她找到我的时候事先声明，接受她
的采访对双方都会带来风险。她，可能被驱逐出境；我，可能被抓起来坐牢。她让我考虑
半个月，说到时候她再来听信。经过半个月的考虑，我作出了接受采访的决定。为此，我
还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向其他子女通报了我的决定。我说如果你们怕受牵连，可以向各
自所在单位的组织声明同我们脱离关系。我作出这个决定是艰难的，因为在当时情况下，
我必须考虑到此举会给我个人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而且要考虑到给其他家庭成员带来什么
样的后果。我必须对此举作出冷静的风险评估。也许有人会认为我这样考虑太自私，不够
伟大，也不够英雄。但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教员，一个普通的母亲，不可能想得那么超
前，更没有本事为自己设计出种种英雄壮举。我只是想把儿子遇难的事情告诉世人，不让
他死得不明不白”。从丁女士这一事件的描述中我得到三个结论：一，丁女士的风险评估
事实上是非常之准确的，因为“后来的事态是，当局没有把我抓去坐牢，而是对我作出了
党纪和行政处分：开除党藉，取消导师资格，不让再给学生讲课”，这应该是在丁女士的
承受力之内；二，丁女士当初对自己的风险评估并没有十足的把握，不然就不会在考虑了
半个月之后“我还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向其他子女通报了我的决定。我说如果你们怕受
牵连，可以向各自所在单位的组织声明同我们脱离关系”；三，那时的丁女士确实表现出
了人性中闪光的正义感，“我只是想把儿子遇难的事情告诉世人，不让他死得不明不白”
，这是义无反顾的，所以哪怕我的风险评估有所差错也豁出去了。

正因为这次评估的准确性，丁女士或多或少获得了一些信心，于是人性中的正义之光
也前所未有地得到释放，她开始了主动出击。心里怀着替儿子申冤的念头，也带有比较广
泛的道义与良知感，当然也不排除经过风险评估后所确立的法不治众的策略，她开始深入
搜集“六四”死难者名单，广泛联系死难者家属，联名请愿，轰轰烈烈地把这一正义之举
推向了一波又一波高潮。与这一过程密不可分的还有一个过程，那就是——丁女士成名了
。美国民主教育基金会“杰出民主人士奖”、纽约科学院“科学家人权奖” 、
“法兰西自由基金会记忆奖”、瑞士“自由与人权基金会奖”、 “天安门母亲运动”、
“诺贝尔和平奖”提名……荣誉接踵而至，声望与日俱增。之所以说这两个过程密不可
分，是因为丁女士的成名之路绝对地促进了她的正义之举。这一点可以从丁女士的言论中
找到有力的证据，“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但最好不要选择当英雄，因为一旦当了英雄
就得像演员那样接受导演的摆布，身不由己地去做一些平常人看来很荒唐的事情”，拥有
十几年“英雄”称号的人，自然获得了不少“身不由己”的教训，这也就是丁女士“语重
心长”地说出“我想借此机会向海外的朋友们呼吁，请爱护高智晟，不要再给他施加压力
了，弦实在绷得太紧了，让他有一个退路，让他慢慢调整自己”的原因了。

当然，就丁女士本人而言，她也许是并不想做英雄的，“英雄是有的，那在我看来纯
粹是历史的偶然，碰上谁，就是谁”，语意非常明确——如果不是摊上我失去儿子，我也
决不会去做个什么英雄。她最近还说了这么一段话“这多半年，我似乎经历了一场难得的
洗礼，倒是感觉自己又切切实实地活在了真实之中，身心轻松多了。以往，在一些平面媒
体或网络媒体上，常把我称为‘伟大母亲’或‘英雄母亲’。我心存感激，但反倒感觉不
自在。我心里明白，那不能当真”。从这段话里我也得到两个结论：一，对于“英雄”的
称号，尽管丁女士感觉不自在，认为不能当真，毕竟曾经还是当真了，不然不会产生“又
” 切切实实地活在了真实之中、身心轻松多了的感觉；二，丁女士现在可能也真的有了
不再做英雄的念头或心理准备，毕竟真实多了，也轻松多了嘛。只是这个转变是发生在“
经历了一场难得的洗礼”之后，听起来不免有些惘然若失之感。不知道现在的丁女士，在
回忆起曾经“身不由己”的一些事情时会不会也感觉“很荒唐”呢？

当然，行文至此，我还是愿意尊丁女士一声“英雄”的，不管是主动的也好被动的也
好，碰上的也罢被摆布的也罢，她的的确确为中华民族的正义民主事业谱写了壮丽辉煌的
一篇。在此，丁子霖女士，请接受我深深的一躬，英雄母亲，谢谢你！

二　解读“风险论”

丁女士一再提到“风险”二字，“一个人做任何一件有可能带来风险的事，都要根据
自己的能力，也要考虑自己的承受力”。

对丁女士的这句话，我是举双手赞成的。这个道理非常简单明了，自我懂事之日起就
开始运用了。如果遇上一群持刀歹徒正在抢人家2元钱，我一定会劝这个人乖乖地主动交
出去，因为我不希望这个人挨打我自己也犯不着挨打。如果歹徒要抢人家的是20000元，
我就会劝这个人能跑则跑能藏则藏，我也会找机会报警，但我决不会冲过去拼命的，因为
我怕死呀。所以说，我是一个既怕打又怕死还喜欢见风使舵随机应变的人。就这一点而言
，我相信高智晟、袁红冰、还有很多不为丁女士苟同的人都与我差不多少了，就是说，我
们也都是一些爱惜身体、珍惜生命也懂得象丁女士一样避免风险的人。但是丁女士，我今
天要掷地有声地告诉你：如果我遇见的是一群暴徒正在强奸和杀人，那我一定会毫不犹豫
地挺身而出、竭尽所能进行制止！而我可爱的丁女士呀，你该不会告诉我，你只是感到“
心情特别沉重”了，或者进行风险评估后已经表示谴责了吧？

丁女士做惯了“英雄”，也过了一把教育高智晟这等后来“英雄”的瘾，高智晟自是
大人有大量的，我这小人物今天想替高智晟回敬回敬你。丁女士，做了这么多年的英雄，
你可还记得天地之间有个“义”字吗？（当初明知有风险，但为了不让儿子死得不明不白
，你能够挺身而出也算是义了）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有道义，“义不容辞”时决不推
辞，“义无反顾”时就不反顾，“二者不能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就是我们这些
不为你苟同的人所秉承的基本宗旨，我们不是为了“奋斗”，也不是为了“一个所谓崇高
的目标”，我们没有想去搞政治，也没有人想要做什么英雄，我们只想堂堂正正地做一个
人！

人有三六九品，我无意指责谁谁是贪生怕死之辈，但最下品的是那种自己不敢主持正
义反而去打击主持正义者的人，当然也有人表面上不是去打击的，有点妒嫉吧，有点自欺
欺人吧，或者还有点其它的某种心态吧，反正貌似善良的，最能混淆视听了，此属最最下
品之人。

“把维权行动政治化的做法是不可取的。这会给维权的民众带来难以承受的风险”，
每当看到这句话，总感觉丁女士应该有什么难言之隐，因为见你对成千上万的人被活摘器
官似乎都不认为是太大的风险，所以不太相信你真有那么好心会如此关心我们这些维权民
众。哦，对了，你所担心的维权民众该不会是指你自己吧，果真如此的话，则建议你再好
好地风险评估一番，看看有没有早日划清界线的必要。

三　解读“协商、对话论”

“我们的做法也许很可笑，那只是每年向人大、政协两会及国家和政府领导人写一次
或两次信，要求全国人大按法定程序把‘六四’问题作为专项议案递交大会讨论、审议，
要求政府有关当局以协商、对话方式来求得‘六四’问题的公正解决。为此，我们提出了
包括重新调查‘六四’事件、依法给予‘六四’受难者合理赔偿，以及立案侦察并追究‘
六四’事件责任者司法责任等三项要求，以此作为同政府方面协商、对话的基础。我们从
第一次写信到今天已经十一个年头过去了，至今没有得到政府方面的回应。是不是继续这
样写下去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我们相信总归有那么一天，政府方面会同我们坐到一张
谈判桌前”。

确实有够可笑，因为对于丁女士如此精于评估的人来说，“相信总归有那么一天，政
府方面会同我们坐到一张谈判桌前”，这个说法绝对是在自欺欺人。

中共建政之初以及文革中的残暴丁女士见识过了，中共建政40年之后，丁女士又成功
评估到“不相信当局会向学生妥协”乃至于会发生“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在十二年后
的今天，我们从中国政府对法轮功运动的镇压中，再一次见到了当年曾经在东西长安街上
见到过的那种残忍，再一次闻到了当年曾经在我们亲人尸体上闻到过的那种血腥气”，“
每天看到有关您发起的‘反迫害维权接力绝食’的消息，我总有一种不祥之感。我仿佛又
回到了十六年前的那些寝食难安的日日夜夜”，“我深知这个政权的残忍，我对您本人和
您的朋友眼下遭受的迫害，如同身受，因为从上世纪90年代初一直到今天，我也是这样走
过来的”，“都说今天的中共政权越来越黑社会化了，这是事实”，有了这些基本的经验
之后，丁女士再次容易地得出“（但是在我看来，那些把自己的聪明才智放在本职工作、
全身心地投入到每一个维权个案的律师先生是值得人们尊敬的）他们有时也许不能成功（
但至少他们在为我们这个社会的法治化添砖加瓦）”的评估，她是非常清楚“政府方面会
同我们坐到一张谈判桌前”的那一天是遥遥无期的，所以她便有了“一个自由中国的到来
路还长着呢，不要期望一下子就能跑到终点”的论断。

那么既然明知自己的维权方式不会成功为什么还要一厢情愿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呢？
“今天是各利益群体博弈的时代，讲究的是游戏规则，而不是耍枪弄棒抡板斧”，在一个
空前绝后残暴与黑暗的时代，丁女士眼中的主体并不是正义与邪恶较量而是各利益群体的
博弈，“游戏”二字精准地泄露了丁女士此时的心态。在风险评估中丁女士做了十几年的
英雄母亲，尽管被大家“摆布”着偶尔也会走到有些不自在有些紧张的境地，但基本上她
已牢牢掌握了一整套稳妥维持“英雄母亲”的“游戏”经验——我一直在替儿子及其他死
难者申冤呀，我也为法轮功说过话了呀，中共有其它的种种不好我也都关注过了呀，作为
英雄母亲我已经做得足够了（也该是名垂青史的伟人了吧）。只是中共啊，你一定得清楚
啊，我只是在以一个死难者母亲的身份与你协商和对话而已，我可是无意反共的，我甚至
还劝他们别再反共了赶快来为你的和谐社会添砖加瓦呢，可千万别让我承担什么风险呀…
…

至此，丁女士之所以坚决抵制“退垮中共”口号的原因也就水落石出了，只不过是担
心大家破坏了她的游戏规则，会带来她所不愿承担的风险罢了。还美其名曰：“‘六四’
是纪念大屠杀死难者亡灵的日子，每年这个日子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纪念活动的气氛应
该是庄严、肃穆的，不宜采用‘退垮中共’这样带有浓重宣传色彩的口号”——大屠杀不
是中共制造的吗？难道在纪念死者亡灵时不应该诅咒凶手吗？难道这个“六四”全球纪念
活动就不带有“浓重宣传色彩”了吗？真真是自欺欺人到家了，岂有此理到家了。

也许丁女士还会抬出通过群众运动弄垮中共会导致“中国王朝时代‘治与乱’的恶性
循环”之说辞，对此我不予驳斥，《九评》一文已阐述得非常透彻，丁女士兼听则明，不
听也罢。

在此，严正声明两个观点：一，中共必垮。一个人，如果只是偷鸡摸狗了你给他改过
自新的机会那是没有问题的，但一个人杀人一百次，强奸一百次，放火一百次，你丁女士
还说要帮他改过然后不了了之，那你安的是什么心呢？二，中共必须尽早地垮。丁女士的
失子之痛已渐渐淡忘，你当然可以选择慢条斯理地发扬你那“愚公移山”还有“西西弗斯
”精神。但是中共的暴行并未停止，我们那些饱经苦难的法轮功兄弟姐妹们呀，正在日复
一日地相继被剥夺自由和生命！正义在召唤，良知在滴血，我们怎能一再拖延！
丁女士一再强调生命是可贵的，“万一再发生类似十六年前那样的惨剧，我们怎么向
那些受害者的母亲和妻子交待？”，讲得是多么的豪言壮语和以天下为己任！但是面对着
成千上万法轮功学员正在被残酷杀害的鲜活惨剧，怎不见你丁女士对谁有过什么交待！
所以，“英雄母亲”可以休矣，丁女士，你还是自说自话回到你那愚公移山的梦幻中
去吧。

四　解读对法轮功的反感

不明白法轮功在什么地方招惹了丁女士，反正丁女士每每提到法轮功，字里行间都好
象有点仇恨心理，似乎比仇恨中共还有过之而无不及。真希望这只是我的一种错觉。
据我粗略的了解，法轮功自称是一种向高层次修炼的超常功法，那自然是或多或少有
些做法会不同于你我所掌握的通常之理的，特别是自1999年之后他们承受了本身就非同寻
常的苦难，为了结束这非同寻常的苦难而采取一些非同寻常的方式方法又有什么不好理解
的呢？我想只要这些“有悖于常情常理”的表现没有伤天害理就可以了。难道佛教徒和基
督教徒你就可以完全理解吗，也不见得吧，那我想问问，你反感佛教和基督教了吗？

“我还注意到，那些身处国内的法轮功受害者，并没有因为海外法轮功人士的种种造
势活动，其境况有丝毫的改变。我认为，海外的法轮功活动人士，有责任也有义务做一些
实实在在的事情，来切实改善国内法轮功信众的恶劣处境” 。我认为丁女士这个说法是
非常不负责任的，君不见正因为海外法轮功的支援，让中共的镇压成了过街老鼠吗？丁女
士经常使用的网络便利不也是海外法轮功学员提供的吗？当然，我还是建议法轮功学员不
妨请教请教这位教授级别的“英雄母亲”，是不是真有什么好主意可以更有效地“切实改
善国内法轮功信众的恶劣处境”，集思广益嘛。只可惜我这种低智商人士是想不出来什么
好主意了，不然我可是不会卖关子的。

至于丁女士所提到的法轮功媒体的不实宣传，我还从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不过我想
就算有，也应该是可以原谅的吧。在中共史无前例的封锁和阻隔下，法轮功能做成这样，
我看已经相当不错了，尽管可能会有不实，我相信他们也不会是有意的，一个为了“真、
善、忍”的信仰能把生命置之度外的人会有意去撒谎吗？反观中共的媒体，除了天气预报
比较真实还有什么能让人相信的呢？“六四”事件不是撒谎了十几年现在还在睁眼说瞎话
吗？总体上给我的感觉，丁女士除了一直对儿子的申冤平反以及维护自己的“英雄”名誉
比较真心实意外，还真没见丁女士过多地反感过中共。

当然说到底，丁女士可能从内心深处就认为炼法轮功是件伤天害理的事，不然丁女士
不会发出“据我记忆，那时人们似乎都练功去了，街头广场，楼群的小片空地，人满为患
。那时出不了英雄，只能出疯子”的感慨。——我算是服了你，你还真的信了中共的邪了
！为什么国外就没有练功出疯子一说呢？你为什么自己被中共迫害了还要来帮着中共迫害
别人呢？

丁女士又得说我在造谣了，我不也谴责了中共镇压法轮功吗，我不也表达过对他们的
同情了吗，我怎么会去迫害他们呢？且不说有些谴责和同情有可能是在经过精心“评估”
的基础上附和、变通出来的，就算是真心实意的也都可能充满变数，胡锦涛先生不也曾为
法轮功所遭受的残酷镇压表示过震怒，现在不也一样地在干着一些鸟事吗？所以建议丁女
士在“冷静的风险评估”之余，再一次冷静地拷问自己的良心。

结语

历史将丁子霖推到了“英雄母亲”的位置上，但她只“乐意人们叫我‘天安门母亲’
”，如果哪一天出现了我们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情形，可能届时叫做“她儿子的母亲”会
更为贴切一些。

我们应该尊重她的选择，“不要再给他（她）施加压力了，弦实在绷得太紧了，让他
（她）有一个退路，让他（她）慢慢调整自己”。

我们一如既往地控诉中共的暴行，替法轮功、替“六四”死难者、替“文革”冤魂、
替所有遭受过中共迫害的人、替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子孙后代！

退垮中共！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