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的中国麻雀

每种生灵都难免有灾有难，但不论是过街之鼠、碰壁之蝇、丧家之犬、毁窟之兔、热锅之蚁、涸辙之鱼、瓮中之鳖、虎口之羊，都不如1958年的中国之雀那样的遭罪；那是一场浩劫，那是灭顶之灾；那一年中国麻雀所遇到的不是天网恢恢，是人网恢恢；全世界的麻雀，从古至今的麻雀，也从未像1958年的中国麻雀那样被毁灭在人民战争的恢恢巨网之中。中国的人民战争，有两次超凡的体现：一次是体现在和国民党的战争中，装备精良的800万国民党军队硬是被小米加步枪消灭了；一次就是体现在1958年对麻雀的作战中了。这一年的12月13日，光这一天，仅上海一个地区，用最原始的武器就消灭近20万只麻雀！全国知多少？不止800万只吧？人们战争威力如何？嗯？

且看当天的上海报纸，标题为《全市围攻麻雀》，这则新闻写得形象生动，至今还能感受到昔日火热的战斗气氛：

“12月13日，凌晨，全市性的灭雀战役开始。全市大街小巷，红旗招展，楼房上、庭院里、空地上，马路中和郊区的农田，布满了无数的岗哨、假人，大中小学生、机关干部、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此起彼伏地呐喊，呈现一片战斗气氛。新成区连夜赶制8万多个假人，10万多面彩旗。徐汇区斜土路居民和榆林区杨浦路居民还制作了大量活动假人。在市郊各县几乎抽调了一半劳动力组织灭雀队伍，一般由青壮年负责捕、毒、打，老人小孩守住轰赶岗位。全市工厂在保证生产的原则下，也积极投入了战斗。市区的公园、公墓、苗圃等地广人稀之处，共设有150个火枪区。南洋女中射击队，还接受了火枪技术训练。今天，全市人民大战麻雀，据今晚8时统计，全市共消灭麻雀19，4432只。”

查我当年的日记，1958年我随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在嘉定县华亭乡建农4社进行教育革命，住在胡家村。12月13日这一天的日记写着：“市里决定今日打麻雀，郊区也不例外。上午3分队打，下午我们分队打。”如今看来我所亲历的这一伟大事件记录得实在是过于简略了，真是愧对历史。经回忆，记得那天我和同学们分别爬在公路两边的一些大树上，不停地敲着锣鼓、脸盆和一切能发出响声的东西，使疲于奔命、惊魂未定的麻雀绕树三匝，无枝可依，然后纷纷坠地身亡；如果解剖当年千千万万铩羽就毙的麻雀，我敢说，十有九是急性心肌梗塞，累死的吓死的！

就像解放战争中的三大战役是“伟大领袖”亲自发动和指挥的一样，这场消灭麻雀的人民战争也是他老人家亲自发动和指挥的。1958年3月至5月间，他在成都、武汉和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及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都号召要消灭四害之一的麻雀。他说：“办法是，下定决心，统一行动，分片包干，封闭粮食，撒下天罗地网，连续打歼灭战。”有了武功，还需文治，因此他同时又提出大写民歌。我深信大写民歌和大打麻雀一样全是出于“好意”。关于写民歌，他说：“每人发三、五张纸，写写民歌。我们有9万多个乡，每一个乡出一集，就有9万集。”为了超额完成任务，学校领导竟号召我们每天至少要写10首民歌！大跃进嘛，农民能在一亩地上生产出一万斤粮食，你就不能一天写10首民歌？好，写吧；实在写不出，就凑。那天打麻雀我就凑了一首：

“全民齐动员，麻雀一扫空；蚊子跑福建，苍蝇躲广东。”

这当然有点地方保护主义，坦白出来，以供批判。

这场麻雀的大劫难是在1959年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反映了朱洗、郑作新等一些科学家的意见之后才终止的。科学家们解剖了麻雀的嗉囊，发现4分之3是害虫，只有4分之1是粮食，可见麻雀基本上还是益鸟。尽管麻雀和知识分子一样也有不少缺点，比如自高自大：麻雀跳到旗杆上，架子不小；又如，麻雀也像知识分子一样爱发议论：麻雀当家，唧唧喳喳；再如，仍和知识分子一样不问政治，缺乏远大理想：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等等。但麻雀毕竟也能捕捉害虫，尽职尽责，这也和知识分子一样勤勤恳恳，技有所长，也是功大于过，是可以三七开的。更何况麻雀虽小，毕竟五脏俱全，同是一样的生灵，同是自然生态环境中的不可或缺的成员，怎可戕杀呢？即便有一些害群之雀，那也是极少数，也万万不能运动全民，灭绝其种族，扩大化到如此程度！去年是文革劫难30周年，今年是反右劫难40周年，分别已经和即将在一片升平气氛中悄然而过；明年是麻雀劫难40周年，是否可从保护生态环境或从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这些层面来总结和纪念呢？历史是不应该忘记的！

1997、8、31上海善作剧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