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联邦的“文景之治”

刘邦所封的诸侯王，到了文帝的时候已经是有了两三代人的更替，各刘姓诸侯王与汉文帝的血缘关系逐渐疏远和拉开。文帝以“庶子”身分继位后，采取了一系列巩固自身地位和稳定中央政权的重要措施，在加上景帝忠实地执行了他制定的方针政策，所以成就了40年之久、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盛世之治。史称“文景之治”。

汉文帝刘恒（前203～前157）是汉朝以仁德著称的皇帝之一。他是汉高祖中子，母为薄姬，高帝11年受封为“代王”。公元前180年吕后死后上台执政，在位23年。执政伊始，汉文帝首先让前两朝已经分封的各邦刘姓诸侯王和功臣都回到自己的领地上去，避免他们留在中央争夺帝位。连扶持他上台的“绛侯”周勃也不例外；其二、梁国是拥有40余城的大邦国，地理上处于制衡、屏障中央的有利位置。因此，他在把刘启立为太子（汉景帝）后，封刘启的同母弟刘武为“代王”，当“梁王”刘揖死后，又徙封刘武为“梁王”；其三、采取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把一些举足轻重的大邦国分为更小的邦国。具体办法是，令大诸侯国分为若干小诸侯国，使刘姓子孙依次分享封土，地尽为止，封土广大而子孙少者，则虚建国号待其子孙生后分封。例如：析齐国为齐、城阳、济北、济南、淄川、胶西、胶东七地，以“齐王”刘肥的儿子们为王。这样，全国又以这种“模式”分为许许多多的小邦国来。

据《汉书．王子侯表》所记载：列侯的分封是在元朔年间，河间王国先后分为兹、旁光等11个侯国；淄川分为剧、怀昌等16个侯国；赵地分为尉文、封斯等13个侯国。此外，城阳、广川、中山、济北以及代、鲁、长沙、齐等地也都分为几个或几十个侯国。这样，汉中央政府不行黜陟，而各邦国自析。

可以说，诸侯国的细分是“家族式”联邦自治的扩大，中国今天的“市县”一级建政，最初也就是来源于汉文帝的这次大“分封”。这次“分封”阻止了一些诸侯王觊觎中央政权和谋夺“帝位”的阴谋。例如：参与除掉“吕氏集团”的朱虚侯刘章和东牟侯刘兴原来是拥戴“齐王”将闾为帝的。吕氏集团跨台后，朝中大臣拥立“代王”刘恒上台。因为汉文帝没有给他们多大的分封，只是封为齐国下属的“城阳王”和“济北王”，所以他们心中一直不服，一直在等待时机争夺帝位。城阳王刘章不久后死去，但济北王刘兴于公元前177年乘汉文帝亲征匈奴的时候，欲发动军事政变，但由于得不到各邦的支持，事败而自杀。文帝六年“淮南王”刘长也不服文帝，被废徙蜀的时候死于道中。

文景两朝之所以出现空前绝后的“盛世”，这与他们广开言路、尊重士子是有关的。汉文帝在完成以上的政治分封后。立即搜集遭“秦火”焚毁、吕后压制的百家残籍，开始设立研究《黄老之学》、《诗》、《书》、《春秋》的博士官和放开各种民间学会、社团。他指出：

“古人治理天下的时候，还设有旌旗，老百姓可以站在它的下面提出反对的声音，还可以刻写批评政府的诽谤木。而这些设置的主要目的，也就是为了让敢于自由思想、言论的有识之士子能有说话的地方。可是，现在的律令使得他们不敢说出内心真实的话语来。没有这种来自民间独立的真实声音，那么中央政府也就无法真正了解到民间的真实情况和老百姓的疾苦。从今以后，如果有谁因思想、言论而触犯了政府，皆不能治他们的罪。例如：文帝二年发生了“日食”现象。他说：

“天生万民，为他们设置了君王来治理。如果君王缺乏德义，施行政令不够公平，上天就会显示灾异以警戒。在11月发生日食，这是上天在谴责我，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朕以渺小的身躯承担天下，对下不能养育好众生，对上又损害了日月星辰，我实在是太失德了。你们要想想我犯了什么过失，必须要举荐贤良正直和能够直言劝谏的人，来匡正我的过失啊。”

文景两朝政府都十分重视对农业的保护。文帝就曾下诏劝课农桑，按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员进行自行管理。他说：现在农民辛辛苦苦地耕种，还要负担这么多政府税赋，这无法鼓励人们安心务农。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必须给农民以私有的土地。为此，汉政府曾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租率减为30税一，13年内还全部免去田租。此后，汉政府不仅放弃了对农业生产的控制，还把秦时定下的“人头税”，也就是“算赋”从每人每年120钱减少至40钱，徭役（服兵役）减为每三年服一次。景帝二年（前155）又把17岁为政府服役的制度改为20岁始，而“汉律”记载的实际年龄为23岁。

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在文景两朝政府的“无为”经济政策下，当时的粮价大大降低，以至“粟”低廉到每石十余钱至数十钱。只要国内不遇特大的自然灾害，百姓之家总是人给富足，国家的仓库里堆满了粮食，粮食因陈陈相因、变质腐烂而丢掉；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相当充盈，连串钱的绳子都朽断了。

法律上，秦代触犯刑律的人，即被判处为隶臣妾以及比隶臣妾更重的罪，没有一个明确的“刑期”，且必须“终生”服劳役。文景两朝都对刑法作了重大修改，并根据罪行轻重判定刑期；刑满即成为自由之身的庶人。秦时，犯人的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和子女都要受到“连坐”的处罚，重的处死，轻的没入为官奴婢女，称为“收孥相坐律令”。文帝明令废除“连坐法”和禁止使用催残肉体的黥、劓、刖等刑具，改用“笞”刑代替。景帝时又减轻了笞刑。例如：文帝执政时期，齐国淳于公触犯刑律被押送长安。他的女儿“缇萦”上书文帝，自愿到宫中作为“女奴”来减轻父亲的罪。文帝下诏说：我听说，在舜帝的时候，让触犯刑律的人穿戴着画有特别花纹和颜色的衣帽来区别他们，于是民众就不再犯法。这是因为当时有好的政治制度。现在的刑法虽然有好多种，但却不能禁止犯罪，这其中的过失在哪里？……这刑罚实在是太重了，竟然达到断人肢体、毁坏肌肤、使人终生无法复原的地步！这是多么令人痛心、多么不讲人道的做法啊！这样怎么能成为执政者呢？应当废除这些肉体惩罚。

文帝下令减免各地区向中央政府上缴的财政，下诏“弛山泽之禁”，即放开中央对山林矿业的开采控制权，从而促进了地方上制铜、制铁、盐业、商业的快速发展。这些措施还提高了商人的政治地位，使工商业界形成了以“入粟拜爵”（相当于纳税），参与政治的民主风气。这有点向“企业家”们涌进“政协”、“人大”这些政治机构（国外有议会），担当一个名义上的“政协”、“人大”委员之类的爵位一样。

汉文帝抑减自己的嗜好和私欲，屡次下诏禁止从地方上贡献奇珍异宝。在位23年，宫闱苑囿、车骑服御之物都没有增添。他所宠爱的慎夫人衣不华丽、帷帐不施文绣。汉文帝曾想建造一座露天台，召来工程师做预算，发现所需费用要达到一百斤黄金，相当于十个“小康”之家的财产，于是也就作罢。由于汉文帝的勤俭，中央财政的开支控制到了最低点，也使得各地方诸侯、各级政府不敢搜括民财和奢侈浪费，从而减轻了人民的财政负担。如果把今天中央集权一党专制的“有为政府”与文景时代的“无为政府”来比较一下，你会发现现代政府与历史上的政府仅仅是时间上的差异！这“两种政府”是多么鲜明的对比啊！你会发现现代的中央集权专制政府是多么的腐败啊！可以说，上至中央各部、下至各省的官僚们，无不在用那只“谁也监督不了的手”去插手那本不该“干预”和“控制”的经济，大搞“劳民伤财”、“损众肥私”、“贪污腐败”的政绩大工程！

边关和海关的封闭、限制，往往影响到一个国家经济的繁荣和进步。吕后专政时期曾经下令禁止向北方“友邦”和南方“越国”、“夜郎”……等国输出金铁田器和牲畜，为此引起“边关”多次的战争。到了汉文帝12年，为了缓和国际关系，他采取与友邦和平往来的开放政策，重新开通了“关市”（只限制输出铁、铁器和兵器，相似于今天美国对“恐怖”专制国家的武器禁运）。在北面，汉文帝多次派遣和平使者与匈奴单于讲和，最终结成“姻亲”关系，使双方民众免于战争的祸害；在南面，吕雉的专权使南越王赵佗曾经独立，自立为“武帝”。文帝以诚挚的人道主义精神为赵家修葺祖坟，并宣布不使用“武力”，尊敬地方民主自治的选择、派陆贾携“函”再度出使南越商谈国家的统一。赵佗在陆贾的说服下，也为了“子孙后代”不再兵戎相见，毅然去掉了“黄屋左蠹”，回归到祖国的怀抱。汉文帝“彪柄史册”的伟大成就就是放弃武力，以和平方式使“南越”回归祖国。

说到“南越”的回归！不禁想起今天的台湾问题？我个人认为，历史上“南越”国的这次和平回归对“海峡两岸”具有现实的启示意义。也就是说，大陆的“执政者”如果能首先甩掉历史包袱，放弃中央集权的“一党专政”以及武力威胁，在进行政治民主改革的同时也派出现代“陆贾”与台湾地区选举出来的民选政府平等商谈国家统一。在尊重台湾人民“自由选择”的原则下。能使“台湾和平回归”的这个人必定永载史册、功盖千秋，必得两岸人民的衷心拥护。此人无论是“台湾人”或者“大陆人”，他必受到热爱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称赞，“诺贝尔和平奖”非他莫属！联邦中国的第一、二任总统也非他们莫属！现代执政者应脚踏实地的学习“文景之治”的作为，而不要听从《汉武大帝》、《康熙大帝》、《走向共和》等等电视剧的暴力战争鼓噪，做什么《大国崛起》的美梦！两岸人民需要自由、民主的和平环境。

可以说，文景两帝自采取“中央”与“地方”分权而治的联邦政治制度后，使得当时各邦的政治稳定、经济相当繁荣，国家也日臻巩固和团结稳定。文帝时期，中国大的自治诸侯国有近万家，小的也有五、六百个。到了景帝之世，流亡海外的民众回归田园家乡，人口迅速增加，列侯封国者大者至三、四万户，小的诸侯也倍增。这个时期的中国最繁荣进步、人民是幸福安康的盛世时期。

但是，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进步的“文景盛世”却被一个政客所打乱，这个人就是提出重新集权于中央，以“削藩策”挑起七国之乱的“祸首”晁错！晁错是如何挑起天下大乱的呢？我们下一讲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