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聯邦的「文景之治」

劉邦所封的諸侯王，到了文帝的時候已經是有了兩三代人的更替，各劉姓諸侯王與漢文帝的血緣關係逐漸疏遠和拉開。文帝以「庶子」身份繼位後，採取了一系列鞏固自身地位和穩定中央政權的重要措施，在加上景帝忠實地執行了他制定的方針政策，所以成就了40年之久、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盛世之治。史稱「文景之治」。

漢文帝劉恆（前203∼前157）是漢朝以仁德著稱的皇帝之一。他是漢高祖中子，母為薄姬，高帝11年受封為「代王」。公元前180年呂后死後上臺執政，在位23年。執政伊始，漢文帝首先讓前兩朝已經分封的各邦劉姓諸侯王和功臣都回到自己的領地上去，避免他們留在中央爭奪帝位。連扶持他上臺的「絳侯」周勃也不例外；其二、梁國是擁有40餘城的大邦國，地理上處於制衡、屏障中央的有利位置。因此，他在把劉啟立為太子（漢景帝）後，封劉啟的同母弟劉武為「代王」，當「梁王」劉揖死後，又徙封劉武為「梁王」；其三、採取賈誼「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建議，把一些舉足輕重的大邦國分為更小的邦國。具體辦法是，令大諸侯國分為若干小諸侯國，使劉姓子孫依次分享封土，地盡為止，封土廣大而子孫少者，則虛建國號待其子孫生後分封。例如：析齊國為齊、城陽、濟北、濟南、淄川、膠西、膠東七地，以「齊王」劉肥的兒子們為王。這樣，全國又以這種「模式」分為許許多多的小邦國來。

據《漢書．王子侯表》所記載：列侯的分封是在元朔年間，河間王國先後分為茲、旁光等11個侯國；淄川分為劇、懷昌等16個侯國；趙地分為尉文、封斯等13個侯國。此外，城陽、廣川、中山、濟北以及代、魯、長沙、齊等地也都分為幾個或幾十個侯國。這樣，漢中央政府不行黜陟，而各邦國自析。

可以說，諸侯國的細分是「家族式」聯邦自治的擴大，中國今天的「市縣」一級建政，最初也就是來源於漢文帝的這次大「分封」。這次「分封」阻止了一些諸侯王覬覦中央政權和謀奪「帝位」的陰謀。例如：參與除掉「呂氏集團」的朱虛侯劉章和東牟侯劉興原來是擁戴「齊王」將閭為帝的。呂氏集團跨臺後，朝中大臣擁立「代王」劉恆上臺。因為漢文帝沒有給他們多大的分封，只是封為齊國下屬的「城陽王」和「濟北王」，所以他們心中一直不服，一直在等待時機爭奪帝位。城陽王劉章不久後死去，但濟北王劉興於公元前177年乘漢文帝親征匈奴的時候，欲發動軍事政變，但由於得不到各邦的支持，事敗而自殺。文帝六年「淮南王」劉長也不服文帝，被廢徙蜀的時候死於道中。

文景兩朝之所以出現空前絕後的「盛世」，這與他們廣開言路、尊重士子是有關的。漢文帝在完成以上的政治分封后。立即蒐集遭「秦火」焚燬、呂后壓制的百家殘籍，開始設立研究《黃老之學》、《詩》、《書》、《春秋》的博士官和放開各種民間學會、社團。他指出：

「古人治理天下的時候，還設有旌旗，老百姓可以站在它的下面提出反對的聲音，還可以刻寫批評政府的誹謗木。而這些設置的主要目的，也就是為了讓敢於自由思想、言論的有識之士子能有說話的地方。可是，現在的律令使得他們不敢說出內心真實的話語來。沒有這種來自民間獨立的真實聲音，那麼中央政府也就無法真正瞭解到民間的真實情況和老百姓的疾苦。從今以後，如果有誰因思想、言論而觸犯了政府，皆不能治他們的罪。例如：文帝二年發生了「日食」現象。他說：

「天生萬民，為他們設置了君王來治理。如果君王缺乏德義，施行政令不夠公平，上天就會顯示災異以警戒。在11月發生日食，這是上天在譴責我，還有比這更嚴重的嗎？朕以渺小的身軀承擔天下，對下不能養育好眾生，對上又損害了日月星辰，我實在是太失德了。你們要想想我犯了什麼過失，必須要舉薦賢良正直和能夠直言勸諫的人，來匡正我的過失啊。」

文景兩朝政府都十分重視對農業的保護。文帝就曾下詔勸課農桑，按戶口比例設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員進行自行管理。他說：現在農民辛辛苦苦地耕種，還要負擔這麼多政府稅賦，這無法鼓勵人們安心務農。農業是國家的根本，必須給農民以私有的土地。為此，漢政府曾兩次「除田租稅之半」，即租率減為30稅一，13年內還全部免去田租。此後，漢政府不僅放棄了對農業生產的控制，還把秦時定下的「人頭稅」，也就是「算賦」從每人每年120錢減少至40錢，徭役（服兵役）減為每三年服一次。景帝二年（前155）又把17歲為政府服役的制度改為20歲始，而「漢律」記載的實際年齡為23歲。

據《漢書．食貨志》記載：在文景兩朝政府的「無為」經濟政策下，當時的糧價大大降低，以至「粟」低廉到每石十餘錢至數十錢。只要國內不遇特大的自然災害，百姓之家總是人給富足，國家的倉庫裡堆滿了糧食，糧食因陳陳相因、變質腐爛而丟掉；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相當充盈，連串錢的繩子都朽斷了。

法律上，秦代觸犯刑律的人，即被判處為隸臣妾以及比隸臣妾更重的罪，沒有一個明確的「刑期」，且必須「終生」服勞役。文景兩朝都對刑法作了重大修改，並根據罪行輕重判定刑期；刑滿即成為自由之身的庶人。秦時，犯人的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和子女都要受到「連坐」的處罰，重的處死，輕的沒入為官奴婢女，稱為「收孥相坐律令」。文帝明令廢除「連坐法」和禁止使用催殘肉體的黥、劓、刖等刑具，改用「笞」刑代替。景帝時又減輕了笞刑。例如：文帝執政時期，齊國淳於公觸犯刑律被押送長安。他的女兒「緹縈」上書文帝，自願到宮中作為「女奴」來減輕父親的罪。文帝下詔說：我聽說，在舜帝的時候，讓觸犯刑律的人穿戴著畫有特別花紋和顏色的衣帽來區別他們，於是民眾就不再犯法。這是因為當時有好的政治制度。現在的刑法雖然有好多種，但卻不能禁止犯罪，這其中的過失在哪裡？……這刑罰實在是太重了，竟然達到斷人肢體、毀壞肌膚、使人終生無法復原的地步！這是多麼令人痛心、多麼不講人道的做法啊！這樣怎麼能成為執政者呢？應當廢除這些肉體懲罰。

文帝下令減免各地區向中央政府上繳的財政，下詔「弛山澤之禁」，即放開中央對山林礦業的開採控制權，從而促進了地方上制銅、制鐵、鹽業、商業的快速發展。這些措施還提高了商人的政治地位，使工商業界形成了以「入粟拜爵」（相當於納稅），參與政治的民主風氣。這有點向「企業家」們湧進「政協」、「人大」這些政治機構（國外有議會），擔當一個名義上的「政協」、「人大」委員之類的爵位一樣。

漢文帝抑減自己的嗜好和私慾，屢次下詔禁止從地方上貢獻奇珍異寶。在位23年，宮闈苑囿、車騎服御之物都沒有增添。他所寵愛的慎夫人衣不華麗、帷帳不施文繡。漢文帝曾想建造一座露天臺，召來工程師做預算，發現所需費用要達到一百斤黃金，相當於十個「小康」之家的財產，於是也就作罷。由於漢文帝的勤儉，中央財政的開支控制到了最低點，也使得各地方諸侯、各級政府不敢搜括民財和奢侈浪費，從而減輕了人民的財政負擔。如果把今天中央集權一黨專制的「有為政府」與文景時代的「無為政府」來比較一下，你會發現現代政府與歷史上的政府僅僅是時間上的差異！這「兩種政府」是多麼鮮明的對比啊！你會發現現代的中央集權專制政府是多麼的腐敗啊！可以說，上至中央各部、下至各省的官僚們，無不在用那只「誰也監督不了的手」去插手那本不該「干預」和「控制」的經濟，大搞「勞民傷財」、「損眾肥私」、「貪污腐敗」的政績大工程！

邊關和海關的封閉、限制，往往影響到一個國家經濟的繁榮和進步。呂后專政時期曾經下令禁止向北方「友邦」和南方「越國」、「夜郎」……等國輸出金鐵田器和牲畜，為此引起「邊關」多次的戰爭。到了漢文帝12年，為了緩和國際關係，他採取與友邦和平往來的開放政策，重新開通了「關市」（只限制輸出鐵、鐵器和兵器，相似於今天美國對「恐怖」專制國家的武器禁運）。在北面，漢文帝多次派遣和平使者與匈奴單于講和，最終結成「姻親」關係，使雙方民眾免於戰爭的禍害；在南面，呂雉的專權使南越王趙佗曾經獨立，自立為「武帝」。文帝以誠摯的人道主義精神為趙家修葺祖墳，並宣布不使用「武力」，尊敬地方民主自治的選擇、派陸賈攜「函」再度出使南越商談國家的統一。趙佗在陸賈的說服下，也為了「子孫後代」不再兵戎相見，毅然去掉了「黃屋左蠹」，回歸到祖國的懷抱。漢文帝「彪柄史冊」的偉大成就就是放棄武力，以和平方式使「南越」回歸祖國。

說到「南越」的回歸！不禁想起今天的臺灣問題？我個人認為，歷史上「南越」國的這次和平回歸對「海峽兩岸」具有現實的啟示意義。也就是說，大陸的「執政者」如果能首先甩掉歷史包袱，放棄中央集權的「一黨專政」以及武力威脅，在進行政治民主改革的同時也派出現代「陸賈」與臺灣地區選舉出來的民選政府平等商談國家統一。在尊重臺灣人民「自由選擇」的原則下。能使「臺灣和平回歸」的這個人必定永載史冊、功蓋千秋，必得兩岸人民的衷心擁護。此人無論是「臺灣人」或者「大陸人」，他必受到熱愛和平的世界各國人民稱讚，「諾貝爾和平獎」非他莫屬！聯邦中國的第一、二任總統也非他們莫屬！現代執政者應腳踏實地的學習「文景之治」的作為，而不要聽從《漢武大帝》、《康熙大帝》、《走向共和》等等電視劇的暴力戰爭鼓噪，做什麼《大國崛起》的美夢！兩岸人民需要自由、民主的和平環境。

可以說，文景兩帝自採取「中央」與「地方」分權而治的聯邦政治制度後，使得當時各邦的政治穩定、經濟相當繁榮，國家也日臻鞏固和團結穩定。文帝時期，中國大的自治諸侯國有近萬家，小的也有五、六百個。到了景帝之世，流亡海外的民眾回歸田園家鄉，人口迅速增加，列侯封國者大者至三、四萬戶，小的諸侯也倍增。這個時期的中國最繁榮進步、人民是幸福安康的盛世時期。

但是，政治穩定、經濟繁榮、文化進步的「文景盛世」卻被一個政客所打亂，這個人就是提出重新集權於中央，以「削藩策」挑起七國之亂的「禍首」晁錯！晁錯是如何挑起天下大亂的呢？我們下一講再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