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要出国？一位侨胞与商会会长的对话

 三藩市的唐人街 一个街会

我们为什么要出国？一位旅西侨胞与北京商商会梁处长一番耐人寻味的对话

华新报马德里讯：在这个世界上的有些事情就是这样的让人琢磨不透，有的人高高在上，自我感觉良好，全不知“高处不胜寒”；而有的人则生活在社会的低层，每日为温饱而奔波，为生计而苦恼，可谓两个世界，两种活法。当这两种人凑到一起的时候，难免就会激发出各自灵魂中的回响，有时就真应了中国老百姓的那句话，叫“饱汉子不知饿汉饥”。

不久前，在马德里的欧丽华旅馆住进了来自中国北京在马德里参加展销会的中国商会的梁处长一行数人。在滞留西班牙的日子里，梁处长与常住在该旅馆的一位百元店老板阿正（化名）成了朋友。一日，酒热耳酣之际，梁处长不觉中把在国内向下属做报告的感觉找了回来，于是，一些积压在他心里的想法犹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了。于是，也就有了一位旅西侨胞与北京商商会梁处长一番耐人寻味的对话。

梁处长：“在马德里的MAYOR和SIO广场许多地方我都看到有中国人在摆地摊，在卖艺，我很有一些想法。阿正，怎么这个中国人就不要命地要出国，拼了命的要出国，到底是为了啥呀，难道外国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圆呀？难道外国遍地都是黄金吗？我看他们在那里摆地摊，在那里卖艺，也不是遍地都是黄金呐？而且他们干的这些事情，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也是件不太不光彩的事情，”

阿正听到梁处长的这番话后略微沉思了一会说：“其实我们中国人出国呢，都是为了多赚点钱。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有一些人富起来了，但是大部分还没有，还有很多下岗工人，有几亿农民没有富起来，怎么办呢？大家就出国，穷则思变嘛，出来想多赚一些钱。你比如说我的一个朋友家里有一个保姆是东北抚顺人，姓杨，叫杨秀荣。她家兄弟姐妹四个都下岗，每个人只能开100多块钱，四个家庭老少一大堆人，怎么活呀！大家都觉得没有希望，想再就业，没有那么容易，兄妹四个中就她最年轻，而那一年她也有46岁了，于是大家就一起凑钱给她，让她出国作保姆，听说出国作保姆能赚些钱，结果大家一共给她凑了8万多人民币，然后申请旅游出国。出国以后，一开头她作保姆头一个月是450块钱，她照样做，由于她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做，所以各个老板都对她挺满意。许多老板都请她去做，说我给你加工资，你到我这里来做，这是真人真事。后来她就去了，工资在不断地往上加，到现在为止她已经加到800多块钱一个月。做了半年后，攒了两、三千欧元的时候她把钱寄回家，给她大姐，她大姐收到这个钱后呢，全家老小就像过年似的，那个高兴啊！这个钱来之不易呀，大家都有指望了！然后她还说，大哥的那个孩子考上沈阳中医学院，原来全家就为这件事担忧，在国内上大学不是要花很多钱吗，那个费用你花不起。考上去后咱付不起这个学费呀！后来杨秀荣说大哥你放心，咱们这个大侄子上大学，他只要能考上，这个费用我负责给他付，你放心，我作保姆挣钱给他付这个学费。她二姐有病，不能打工，别说下岗，就是不下岗也上不了班。结果杨秀荣让大姐拿1000块钱给她二姐，因为她二姐有病，替她带女儿。后来她打电话给她二姐说，二姐你收到钱了吗？二姐说收到了，给了我500元，没给1000。这说明大家这个钱都很紧张，不容易。后来她就跟二姐说，二姐姐不要紧，我下次再给你寄钱过去。结果她们这一家老小就靠她一个人在国外，就靠她一个人做个简单的保姆，就把一家人给挽救了。现在这个杨女士还在这里继续作保姆。两年多过去了，当然情况比过去有所好转了，现在她正打算送COPO把女儿办出来，这样不是又可以多赚些钱吗？我认为这些侨胞出国，摆地摊也好，推拿也好，多赚些钱寄回家，我认为也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种贡献。”

梁处长：“其实在国内大部分人也都富起来了，尤其是东南沿海一带的人，或者是大城市，一般都富起来了。比如说我吧，就拿我梁处长本人来讲，我两个孩子都留学澳大利亚，我8年前就买汽车了，我去了几十个国家，当然我是公务。我老婆也旅游了几十个国家。”

阿正答复道：“在中国能够达到你这个水平的人很少，还不是多数。九亿农民都能做到这一点吗？下岗工人都能做到这一点吗？不可能吧？而且从现在出国的人看，还大部分都是东南沿海一带的人，浙江福建的，包括北方青岛的，大连的，基本上都是东南沿海的，西北地区的人还没出来。而这些出国的人，大部分是在国内挣不到什么钱的人。我们这里的华侨对国内那些富起来的人说老实话都有些看法，他们富起来大部分不是靠勤劳制富。靠勤劳制富的有多少？大部分先富起来的，都是靠官商勾结，靠贪污腐败，或者是靠违法乱纪富起来的，这个事情，大家心里都有数，而我们出国的侨胞富起来，可以说绝大部分是靠自己，一滴汗水一滴血，勤劳制富，包括很多老板。他们富起来之前都是从洗碗工做起，从摆地摊做起，张琴写的那本书《地中海的梦》里，西班牙华人中的第一个摆地摊的人叫潘维光，现在开着大仓库，发起来了，人家就是从摆地摊起家的，这也是真人真事。所以我觉得国内的那些贪官和国外的那些老板截然不同的一点就在这里。”

梁处长听到这番话后不以为然：“难道你国外就没有贪官吗？你不要把国内的贪官的问题看得那么严重。”

阿正：“国外也有，但是没有中国那么普遍。在国外据我所知，你想开一个营业执照，你想开一个酒照，你说你花个钱，让他马上办给你，没门，不可能。在国外我来了也有十几年了，你说叫我花点钱把原来不容易办成的事，或者是要耽误一段时间办成的事，花点钱把它马上给办成了，不可能的事。所以我认为，我们无产阶级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你不能和资产阶级政党去比较，他有贪污腐败，我们共产党贪污腐败就合法化了？我认为这是不对的。我记得我曾经教育我的孩子这样一件事：我儿子有一次考试考了50分，我回来就责备他，你为什么只考了个50分，考了个不及格？他回答我说，那还有考20分的呢，还有考零分的呢！我当时就很很地教训了他一顿，你怎么就不跟那个考八九十分的比，非要跟那个考零分和20分的比呢？我这话好有一比，我们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和资产阶级政党去比，人家可以有贪污腐败，我们不可以有，就算有了贪污腐败，有了贪官不可怕，但是我们不能有护贪的思想，不能说人家有，我们也合法化，而且这种思想代表了我们党内很多干部一种有代表性的思想倾向。就是说人家也有贪官，所以说我们有贪官也无所谓。包括我们中国相当级别的干部在访问德国的时候，在记者招待会上也是这么讲。在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提到中国官员的贪污腐败问题，这个高官就这样讲，难道你们国外没有贪官了吗？这个问题可就大了，这跟胡锦涛和温家宝提出来的加大反贪力度的口径是不吻合的，是大相径庭的，有贪污腐败不可怕，我们加大反贪力度，打击它，以达到最后肃贪、反贪的目的。但是我们决不能有人家外国人有贪污，我们共产党内有些贪官就无所谓，我认为这种思想要不得。”

话谈到这里，梁处长无话可说。因为话不投机，两人的谈话只能就此结束。

记者在这里向读者重申一点，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