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日中国，左派的处境固然不是最艰难，但无疑是最尴尬。我这里说的左派，是指那些在经济上反对现行的市场化私有化改革，而在政治上维护一党专政的人士，和国际上通行的左派右派的定义不是一回事。
例如不久前联名上书反对《物权法》的那3,000多人就属于我所说的左派。在这3,000多人中，有退休副部级以上官员近30人，退役解放军将领十余人，中共党校教员50余人。联名信发起人之一，国家统计局前局长李成瑞声称，中国的前途与命运现在已真正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特别是国有资产被非法大规模侵吞，私有化导致社会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官员腐败和社会公平正义得不到保证，“这一切，现在都集中体现在他们要强行通过的这个《物权法》上。”然而，左派们的联名信并没有获准在官方媒体上发表，也没有在这次全国人大会议上展开充分讨论。大会在最高当局的强力主导下以所谓高票通过了物权法。左派遭到严重挫败。
事实上，左派的挫败并非自今日始。过去20多年来，左派一直在走下坡路。“6．4”前就不必说了，意味深长的是，“6．4”后左派的命运也没有得到好转，甚而每况愈下。特别是在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邓小平提出要加速经济改革，不问姓社姓资，还说要不争论。这里所说的不争论，其实主要是针对左派的。因为在当时，自由派（当然不包括所谓经济自由主义）已经被打入另册，其言论空间极度萎缩；左派们的地位则未受波及，其言论又享有无可置疑的正统性，当局既没法镇压，也没法驳斥，只有高挂免战牌，一方面封锁他们的声音，一方面利用手中的权力我行我素。再凭借组织系统把左派们不动声色地排挤出权力中心。于是，左派的势力便日渐边缘化。
应该说，左派的边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咎由自取。因为左派坚持一党专制，坚决反对自由化、民主化，因此，一旦他们被逐出权力中心，他们就失去立足之地。有左王之称的邓力群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当初邓力群大权在握，打压自由化民主化不遗余力，邓力群极力反对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处处打着“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旗号压制不同政见。殊不知到后来自己被赶出权力中心，自己的主张也和党中央不一致了，结果就连想讲几句话也无处可讲了。邓力群的回忆录《十二个春秋》在大陆不准公开出版，只好在香港出版，最高当局怪罪下来，邓力群无言以对，只好推托说他也不知道书怎么会在香港出版的。邓力群不敢为自己的言论自由权利辩护，因为他正是靠否定这些自由权利起家的。如果他现在又主张这些自由权利了，岂不是自己否定了自己？岂不是和他一直反对的自由化分子站到一起去了？邓力群的遭遇正是典型的作法自毙，自作自受，毫无悲剧性，只是滑稽而已。
再回到这次反对《物权法》的联名信上来。平心而论，联名信的观点绝非一无是处。围绕着《物权法》的各种不同意见之所以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充分的讨论，是因为中国没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物权法》能够强行通过，足以证明现行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本不能真正的代表人民，因为它的代表并不是经由人民真正的选举产生。试问联名信的参与者们，《物权法》已经强行通过了，按照你们的观点，最危险的事情已经成为了现实，接下来你们该怎么办呢？时至今日，难道你们还不能醒悟到自由民主之可贵之必须吗？《物权法》的通过标志着左派在一党专政的体制下业已陷入绝境。可以想见，左派阵营将发生重大分化，有的左派将从此销声匿迹，甚至干脆和他们反对的腐败集团同流合污，真正的左派则会投入争取自由民主的行列，和我们一道推动政治改革。
这再一次证明，在今日中国，说谁是左派谁是右派，谁是改革派谁是保守派，其实都并没有多少意义。最重要的分别始终是：谁是站在自由民主一边，谁是站在一党专制一边？(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例如不久前联名上书反对《物权法》的那3,000多人就属于我所说的左派。在这3,000多人中，有退休副部级以上官员近30人，退役解放军将领十余人，中共党校教员50余人。联名信发起人之一，国家统计局前局长李成瑞声称，中国的前途与命运现在已真正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特别是国有资产被非法大规模侵吞，私有化导致社会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官员腐败和社会公平正义得不到保证，“这一切，现在都集中体现在他们要强行通过的这个《物权法》上。”然而，左派们的联名信并没有获准在官方媒体上发表，也没有在这次全国人大会议上展开充分讨论。大会在最高当局的强力主导下以所谓高票通过了物权法。左派遭到严重挫败。
事实上，左派的挫败并非自今日始。过去20多年来，左派一直在走下坡路。“6．4”前就不必说了，意味深长的是，“6．4”后左派的命运也没有得到好转，甚而每况愈下。特别是在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邓小平提出要加速经济改革，不问姓社姓资，还说要不争论。这里所说的不争论，其实主要是针对左派的。因为在当时，自由派（当然不包括所谓经济自由主义）已经被打入另册，其言论空间极度萎缩；左派们的地位则未受波及，其言论又享有无可置疑的正统性，当局既没法镇压，也没法驳斥，只有高挂免战牌，一方面封锁他们的声音，一方面利用手中的权力我行我素。再凭借组织系统把左派们不动声色地排挤出权力中心。于是，左派的势力便日渐边缘化。
应该说，左派的边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咎由自取。因为左派坚持一党专制，坚决反对自由化、民主化，因此，一旦他们被逐出权力中心，他们就失去立足之地。有左王之称的邓力群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当初邓力群大权在握，打压自由化民主化不遗余力，邓力群极力反对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处处打着“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旗号压制不同政见。殊不知到后来自己被赶出权力中心，自己的主张也和党中央不一致了，结果就连想讲几句话也无处可讲了。邓力群的回忆录《十二个春秋》在大陆不准公开出版，只好在香港出版，最高当局怪罪下来，邓力群无言以对，只好推托说他也不知道书怎么会在香港出版的。邓力群不敢为自己的言论自由权利辩护，因为他正是靠否定这些自由权利起家的。如果他现在又主张这些自由权利了，岂不是自己否定了自己？岂不是和他一直反对的自由化分子站到一起去了？邓力群的遭遇正是典型的作法自毙，自作自受，毫无悲剧性，只是滑稽而已。
再回到这次反对《物权法》的联名信上来。平心而论，联名信的观点绝非一无是处。围绕着《物权法》的各种不同意见之所以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充分的讨论，是因为中国没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物权法》能够强行通过，足以证明现行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本不能真正的代表人民，因为它的代表并不是经由人民真正的选举产生。试问联名信的参与者们，《物权法》已经强行通过了，按照你们的观点，最危险的事情已经成为了现实，接下来你们该怎么办呢？时至今日，难道你们还不能醒悟到自由民主之可贵之必须吗？《物权法》的通过标志着左派在一党专政的体制下业已陷入绝境。可以想见，左派阵营将发生重大分化，有的左派将从此销声匿迹，甚至干脆和他们反对的腐败集团同流合污，真正的左派则会投入争取自由民主的行列，和我们一道推动政治改革。
这再一次证明，在今日中国，说谁是左派谁是右派，谁是改革派谁是保守派，其实都并没有多少意义。最重要的分别始终是：谁是站在自由民主一边，谁是站在一党专制一边？(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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