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日中國，左派的處境固然不是最艱難，但無疑是最尷尬。我這裡說的左派，是指那些在經濟上反對現行的市場化私有化改革，而在政治上維護一黨專政的人士，和國際上通行的左派右派的定義不是一回事。
例如不久前聯名上書反對《物權法》的那3,000多人就屬於我所說的左派。在這3,000多人中，有退休副部級以上官員近30人，退役解放軍將領十餘人，中共黨校教員50餘人。聯名信發起人之一，國家統計局前局長李成瑞聲稱，中國的前途與命運現在已真正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特別是國有資產被非法大規模侵吞，私有化導致社會兩極分化日益嚴重，官員腐敗和社會公平正義得不到保證，「這一切，現在都集中體現在他們要強行通過的這個《物權法》上。」然而，左派們的聯名信並沒有獲准在官方媒體上發表，也沒有在這次全國人大會議上展開充分討論。大會在最高當局的強力主導下以所謂高票通過了物權法。左派遭到嚴重挫敗。
事實上，左派的挫敗並非自今日始。過去20多年來，左派一直在走下坡路。「6．4」前就不必說了，意味深長的是，「6．4」後左派的命運也沒有得到好轉，甚而每況愈下。特別是在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鄧小平提出要加速經濟改革，不問姓社姓資，還說要不爭論。這裡所說的不爭論，其實主要是針對左派的。因為在當時，自由派（當然不包括所謂經濟自由主義）已經被打入另冊，其言論空間極度萎縮；左派們的地位則未受波及，其言論又享有無可置疑的正統性，當局既沒法鎮壓，也沒法駁斥，只有高挂免戰牌，一方面封鎖他們的聲音，一方面利用手中的權力我行我素。再憑藉組織系統把左派們不動聲色地排擠出權力中心。於是，左派的勢力便日漸邊緣化。
應該說，左派的邊緣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咎由自取。因為左派堅持一黨專制，堅決反對自由化、民主化，因此，一旦他們被逐出權力中心，他們就失去立足之地。有左王之稱的鄧力群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當初鄧力群大權在握，打壓自由化民主化不遺餘力，鄧力群極力反對言論自由出版自由，處處打著「和黨中央保持一致」的旗號壓制不同政見。殊不知到後來自己被趕出權力中心，自己的主張也和黨中央不一致了，結果就連想講幾句話也無處可講了。鄧力群的回憶錄《十二個春秋》在大陸不准公開出版，只好在香港出版，最高當局怪罪下來，鄧力群無言以對，只好推托說他也不知道書怎麼會在香港出版的。鄧力群不敢為自己的言論自由權利辯護，因為他正是靠否定這些自由權利起家的。如果他現在又主張這些自由權利了，豈不是自己否定了自己？豈不是和他一直反對的自由化分子站到一起去了？鄧力群的遭遇正是典型的作法自斃，自作自受，毫無悲劇性，只是滑稽而已。
再回到這次反對《物權法》的聯名信上來。平心而論，聯名信的觀點絕非一無是處。圍繞著《物權法》的各種不同意見之所以未能得到足夠的重視和充分的討論，是因為中國沒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物權法》能夠強行通過，足以證明現行的人民代表大會根本不能真正的代表人民，因為它的代表並不是經由人民真正的選舉產生。試問聯名信的參與者們，《物權法》已經強行通過了，按照你們的觀點，最危險的事情已經成為了現實，接下來你們該怎麼辦呢？時至今日，難道你們還不能醒悟到自由民主之可貴之必須嗎？《物權法》的通過標誌著左派在一黨專政的體制下業已陷入絕境。可以想見，左派陣營將發生重大分化，有的左派將從此銷聲匿跡，甚至乾脆和他們反對的腐敗集團同流合污，真正的左派則會投入爭取自由民主的行列，和我們一道推動政治改革。
這再一次證明，在今日中國，說誰是左派誰是右派，誰是改革派誰是保守派，其實都並沒有多少意義。最重要的分別始終是：誰是站在自由民主一邊，誰是站在一黨專制一邊？(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例如不久前聯名上書反對《物權法》的那3,000多人就屬於我所說的左派。在這3,000多人中，有退休副部級以上官員近30人，退役解放軍將領十餘人，中共黨校教員50餘人。聯名信發起人之一，國家統計局前局長李成瑞聲稱，中國的前途與命運現在已真正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特別是國有資產被非法大規模侵吞，私有化導致社會兩極分化日益嚴重，官員腐敗和社會公平正義得不到保證，「這一切，現在都集中體現在他們要強行通過的這個《物權法》上。」然而，左派們的聯名信並沒有獲准在官方媒體上發表，也沒有在這次全國人大會議上展開充分討論。大會在最高當局的強力主導下以所謂高票通過了物權法。左派遭到嚴重挫敗。
事實上，左派的挫敗並非自今日始。過去20多年來，左派一直在走下坡路。「6．4」前就不必說了，意味深長的是，「6．4」後左派的命運也沒有得到好轉，甚而每況愈下。特別是在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鄧小平提出要加速經濟改革，不問姓社姓資，還說要不爭論。這裡所說的不爭論，其實主要是針對左派的。因為在當時，自由派（當然不包括所謂經濟自由主義）已經被打入另冊，其言論空間極度萎縮；左派們的地位則未受波及，其言論又享有無可置疑的正統性，當局既沒法鎮壓，也沒法駁斥，只有高挂免戰牌，一方面封鎖他們的聲音，一方面利用手中的權力我行我素。再憑藉組織系統把左派們不動聲色地排擠出權力中心。於是，左派的勢力便日漸邊緣化。
應該說，左派的邊緣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咎由自取。因為左派堅持一黨專制，堅決反對自由化、民主化，因此，一旦他們被逐出權力中心，他們就失去立足之地。有左王之稱的鄧力群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當初鄧力群大權在握，打壓自由化民主化不遺餘力，鄧力群極力反對言論自由出版自由，處處打著「和黨中央保持一致」的旗號壓制不同政見。殊不知到後來自己被趕出權力中心，自己的主張也和黨中央不一致了，結果就連想講幾句話也無處可講了。鄧力群的回憶錄《十二個春秋》在大陸不准公開出版，只好在香港出版，最高當局怪罪下來，鄧力群無言以對，只好推托說他也不知道書怎麼會在香港出版的。鄧力群不敢為自己的言論自由權利辯護，因為他正是靠否定這些自由權利起家的。如果他現在又主張這些自由權利了，豈不是自己否定了自己？豈不是和他一直反對的自由化分子站到一起去了？鄧力群的遭遇正是典型的作法自斃，自作自受，毫無悲劇性，只是滑稽而已。
再回到這次反對《物權法》的聯名信上來。平心而論，聯名信的觀點絕非一無是處。圍繞著《物權法》的各種不同意見之所以未能得到足夠的重視和充分的討論，是因為中國沒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物權法》能夠強行通過，足以證明現行的人民代表大會根本不能真正的代表人民，因為它的代表並不是經由人民真正的選舉產生。試問聯名信的參與者們，《物權法》已經強行通過了，按照你們的觀點，最危險的事情已經成為了現實，接下來你們該怎麼辦呢？時至今日，難道你們還不能醒悟到自由民主之可貴之必須嗎？《物權法》的通過標誌著左派在一黨專政的體制下業已陷入絕境。可以想見，左派陣營將發生重大分化，有的左派將從此銷聲匿跡，甚至乾脆和他們反對的腐敗集團同流合污，真正的左派則會投入爭取自由民主的行列，和我們一道推動政治改革。
這再一次證明，在今日中國，說誰是左派誰是右派，誰是改革派誰是保守派，其實都並沒有多少意義。最重要的分別始終是：誰是站在自由民主一邊，誰是站在一黨專制一邊？(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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