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右派情结

说起反右，我是从稍明事理时就知道右派分子的。因为，我南京金陵大学毕业的工程师父亲是右派分子，我甘肃中山大学校长的留美博士外公是右派分子，还有我的尕爷、大姨夫等等都是右派分子，仅我们亲戚伙里就有十多个右派分子，再加上我的小学语文老师和中学里的老师，与我成长有关的右派分子就有二十多个。所以，我从小就由右派分子领我学诗，给我讲题，教我做人。于是，我小小的心灵里经常徘徊一个问题，报纸上、广播里天天批得这些张牙舞爪的右派阶级敌人，怎么都是些正直、善良，那么有知识，那么好的人呢？后来到了文化大革命，我这个右派狗崽子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高指示里，才知道原来我的血液里流着右派分子的血，我的感情里打着右派分子深深的阶级烙印。可是，我的生命是右派分子给的，我的知识是右派分子启蒙的，就连我到了农村读得马列的书也是我的右派分子的外公专门从书店买来寄给我的。观察

观察带着一系列的疑问，看着一个个右派分子亲人和恩师们佝偻的身影，望着他们掏大粪扫大街拉土砖后被人打、遭人欺、还要被人信口雌黄的污蔑，我的心里常常流着血，我想右派分子到底犯了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滔天罪行？要受到如此残酷的折磨和迫害。1985年，我大学毕业后做得第一件事就是去调查了解甘肃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的神秘，因为，我爷爷的亲弟弟，也就是我甘肃省永登县中学教务主任的尕爷赵廷祺就被那里的饥饿、严寒和强体力劳动夺去了性命。我采访时，虽然人们噤若寒蝉还不敢提“夹边沟”三个字，可那时夹边沟幸存者还是比较多的。我首先从亲戚朋友处了解，我了解了与尕爷一同从甘肃省永登县到夹边沟的幸存者，了解了西北民族大学的和凤鸣教授，了解了我三姨的同学水均益的姑姑水天长老师。然后，我了解的范围逐渐扩大，我与一个个从死尸堆里爬出来的人交谈，我从当年编造犯人病死的医生处了解，我与当年夹边沟劳教农场的管教和领导接触，我查阅当年有关的档案和文件。通过了解，我发现关在夹边沟的右派分子里有留学国外的专家学者陈世伟、章仲子、王惕夫等，有教授、工程师、书画家、作家、新闻工作者、戏剧导演、大夫等等，有傅作义的弟弟傅作恭，有参加过长征的干部关敬文，也有各种技术工人和中小学教师。他们中有母子、兄弟、姐妹、夫妻，主要从甘肃各个地区、各个单位走到了那里。这些人中大多数都是有知识、有学养的人，而且为人正派，都是当时由于说了实话而被押送到那里去的。我了解了一个从夹边沟出来的女右派敏惠平，她因为母亲有病回了一趟家，去后家里连个锅都没有，都被上交到大队大炼了钢铁，她母亲不忍心她这么远来家连个饭都吃不上，就从大队借了一碗面给她用铁锨烙了个饼子。那时候农村里饿死人谁都不敢说的，报纸、广播天天喊着形势大好，而且一天比一天更好。可是，她回到单位后却悄悄给一个好朋友说了此事，没想到这个好朋友向党组织揭发了她，于是，她这个大姑娘就被补挖了出来，成了右派分子，而且被押送到了夹边沟进行劳动教养改造。观察

观察在走访中这样的事情举不胜举，它与从小割我心灵的歌曲“右派，右派，是个老妖怪”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于是，我想到了原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两个字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不肯作自我检查，还常常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为了不起。”但我不明白，就是这些又懒又贱的右派分子被送到宁夏沙坡头去改造，在身受精神和肉体的摧残时还奔波在荒丘沙滩探索如何治沙防沙；就是这些又懒又贱的右派分子身处逆境饱受折磨时仍然想着农民的疾苦和国家的命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共和国的历史证明右派分子当年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反右运动是完全错误的。独立思考知识分子的集体失音，使社会没有了摩擦和阻力，反右运动的直接后果是虚报浮夸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大饥荒的痛苦，反右运动的间接后果是造反有理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而至今仍然有一些人说右派分子要求民主自由的话题是反对共产党，可我们知道当年的右派分子要求民主自由那是他们从蒋介石高喊“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而使无数共产党员人头落地的真实中总结得出的血的教训。观察

观察虽然，我由于父亲的株连也历经磨难，但父母亲真挚的爱情和高尚的品质时时感染着我。在那些年月里，父亲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在农村被监督劳动改造，母亲则乞讨要饭与他相伴；而今，母亲得了脑血栓卧病在床，父亲则守着她相敬如宾。我从心底里开始为有这样正直、无私、把工作、家庭和事业看成生命的父亲、母亲和外公而感到骄傲，因为，他们没有明哲保身、违心地说一些假话，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和生命证明了他们的心永远向着祖国和人民，他们的身上显现的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可贵的精神。后来我逐渐得知，夹边沟劳教农场关押的大多是反右运动的成果，其中有右派分子八百八十七人，反革命分子八百九十八人，坏分子四百三十八人（反右运动中从工人中揪出的右派给戴坏分子的帽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六十八人，贪污、违法乱纪分子七十八人，还有些与领导顶嘴不听话被捆绑来而没有档案的，也有在大学里被拔了白旗的大学生（有个兰州大学的学生，拔了白旗1960年9月送去时英俊潇洒，没想到在明水滩一个月就被饥饿、寒冷、繁重的体力劳动夺去了生命）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领导干部，这里有共产党员也有各民主党派的人士，总计送去三千人左右，活着出来了六百多人。观察

观察我了解这些幸存者时，有些幸存者抓住我的手抱头大哭，有些全身颤抖着无法说出话来，我望着那一张张历经沧桑的脸，多少次我不愿再去揭他们心灵的疮疤。他们告诉我，他们那时生吞蜥蜴，剥树皮，吃黄老鼠，争着抢驴皮回去煮着吃，他们还给我吞吞吐吐地说了吃死人的情景。有一个在夹边沟和明水滩一直埋死人的王俊峰，原是甘肃省商业厅商业干部学校教专业课的一个教员，他告诉我，他最多的一天和别人埋了六十四个人。他说，“死人就像秋天落下的树叶一样，扫掉一层，另一层又哗哗落了下来”。听到这里我止不住眼泪流了下来，这些国家的栋梁他们到底干了什么？却要背井离乡受这么大的冤屈。说回来不就是为了响应“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戴帽子”的号召下，被一再鼓动才帮助共产党整风而获罪的吗？经过疯狂浩劫的巴金曾经说过：“……只有在被剥夺了人权在‘牛棚’里住了十年之后，我才想起自己是一个‘人’，我才明白我应当像人一样用自己的脑子思考。真正用自己的脑子去想任何大小事情，一切事物、一切人在我眼前都改换了面貌，我有一种大梦初醒的感觉……我就有责任揭穿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大骗局，不让子孙后代再遭灾受难。”观察

观察后来我才知道，夹边沟的右派命运不过是全国右派命运的一个缩影。在那戴着泰山一般沉重帽子的岁月里，右派分子们在家中和亲戚伙里要被当时政策所逼的亲人们划清界限，在外面除过繁重的体力劳动还要被人随意打骂批斗。二十多年来全国不知有多少右派分子没有了爱情、毁掉了青春，不知有多少右派分子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不知有多少右派分子身陷囹圄、被枪毙杀害。邓小平经过三落三起后告诫全国人民“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反右运动已经整整过去了五十年，文革时和苏联关系紧张驻扎在夹边沟的坦克团，为了开辟道路从夹边沟毛家山挖出的右派分子的尸骨和明水滩撒满乱坟岗的人头骨骼已被牛羊吃尽（我当年去时那些头骨还被放养娃垒成一个小塔），明水滩右派们曾经住过的洞穴也被迁移到这里的人们陆续填埋，当年黄沙弥漫的夹边沟也已变成了夹边沟旅游度假村。时间过得真快呀！当年二十岁的年轻右派分子也已经白发苍苍到了古稀之年，他们一生屈辱、贫病交加，像牲口一样地活着，但在今天他们终于挺直了腰板，要求还他们一个清白，彻底否定反右运动，补发他们应有的工资，赔偿他们的损失。而且要求国家推行宪政，不要让宪法成为一纸空文，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还给每一个中国公民。我知道这是千千万万个右派分子共同的心愿，因为，半个世纪以来他们的命运和共和国的命运是紧紧连在一起的，他们在人生最后的日子里只想让历史还他们一个公道。我想这样的日子不会很远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