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网站收集了上千篇《往事微痕》的文章，内容都是当事人在反右、文革等历次运动中亲历、亲见的事件。现将《往事微痕》文章整理后陆续发表；应读者要求部份文章会重新刊出，以飨读者。
我的父亲在我三岁的时候被打成右派分子的。
据妈妈说，反右运动时幼儿园里很多小朋友整天对着我喊，“旭旭的爸爸是右派，旭旭的爸爸是右派。”于是，我就挥舞着小拳头大声对着喊：“我爸爸不是右派，我爸爸不是右派。”
到了上小学时，我的梦中时常会出现一片蔚蓝色的天空，天空如大海，清澈透明，映出自由飞翔的银色海鸥，和引吭高歌的金色黄鹂，一首悠扬的曲儿唱出满天的星斗，柔美如鲜花怒放，铿锵似钟鼓齐鸣。一次写作文时我不经意流露出我想长大后驾着飞机翱翔在祖国的蓝天，然而，由于父亲是右派分子，学校少先队辅导员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你知道什么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吗？一个人要有自知之明，再不要异想天开了，你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你如何真正的脱胎换骨，怎样与你父亲彻底划清界限。”此话像一瓢冰凉刺骨的冷水劈头盖脸泼洒在了我的头上，让我稚嫩的身体在寒风中打了个激灵。那年“六一”儿童节上，我果然就成了班上少数几个没有戴上红领巾的小学生之一。这件事情对我打击很大，它给我幼小的心灵早早地蒙上了一层灰色的阴影，让我平生第一次遇到了人生的坎坷，使我早早地体验到了封建王朝株连九族政策的严酷。那时候，很多同学故意在我跟前冒着怪声唱：“右派，右派，是个老妖怪……”，此时的我已没有了辩解，也没了抗争，可我的心在颤抖，“右派”两个字像一把尖刀深深扎在我的心里，让我流泪，使心滴血。
那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灰蒙蒙的天空像扯裂了底的破筛子淅淅沥沥地连续下了几天小雨。一天中午，姐姐踉踉跄跄披散着被雨打湿的头发从学校跑了回来，一进门她冲进里屋扑在被子上放声大哭了起来，妈妈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站在被姐姐反扣的门外哭喊着，可姐姐过了好大一会儿才止了哭声，哽咽着将门打了开来。原来，这天姐姐到学校去后，班上的红五类同学把他们这些黑五类狗崽子赶到教室的墙角，狗崽子们低着头，红五类们则一边跺着脚，一边大声唱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他们一边唱，一边将墨水朝狗崽子们身上泼去。唱完歌，红五类们让满身满脸流着黑红墨水的黑五类同学表态与家庭一刀两断，可姐姐生性倔强，瞪着眼始终不说要与父亲划清界限。这下可不得了，激怒了的红五类像一群发了疯的狮子扑上来揪着她的头发又打又骂，发泄了一阵怒气后将她连踢带搡轰出教室门外。妈妈一边默默地听着姐姐的诉说，一边将姐姐的湿衣服扒下来，把自己身上的衣服套在姐姐的身上，妈妈的两条胳膊紧紧地将浑身哆嗦的姐姐搂在怀里，她的脸贴在姐姐发青的面颊上，泪水如泉涌般狂泻在姐姐的脸上。
快初中毕业时，我随父亲在大年三十那天一同被遣送到了农村。到了这里我才知道，农村的地富子女除了和我们一样不许入团、入党、参军、招工之外，处境竟和他们的地主富农的祖辈完全一样。“磨子不转打驴子，生产不上斗分子。”很多农村由于没有了地富分子，地富家庭的子女就成了斗争对象。有一个地主的儿子建政时才是个15岁的中学生，因为他父母建政后早早去世，村里少了斗争对象，抓革命促生产时，他的头上顶着高帽子、脖子上挂着地主分子的牌子，弯着腰让那些贫下中农唾沫飞溅地进行谩骂批判，而当时为了促进农业学大寨对他进行斗争的大队党支部书记竟然是他中学时的一个同桌同学，而这个同学在旧社会能上学又是得到了那个死了的老地主慷慨资助。这个地主儿子一直打着光棍，40岁刚过的人那时腰已驼了，眼神呆滞无光，每天低着头在队里干最脏最累的活，脸上的皱纹看上去足有60多岁。
我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然是一个下等的人了。招工的来后一问我父亲是右派分子，没有一个单位敢接受我。公社每年征兵，我更是望而生畏不敢有丝毫奢求，只能和农民一起默默地劳动，凭自己的毅力在煤油灯下发愤学习。林彪事件后，国内形势暂时缓和，好不容易公社推荐我报考了大学，虽然成绩是全自治州第二名，可张铁生的一封信我又被刷了下来。记得公社推荐我去考大学的时候，我感觉天空格外辽阔湛蓝，我像一只从笼子里逃出的小鸟，呼吸着山野清新的花香，聆听着小溪潺潺的流水，一口气翻过两架大山跑到州上去考试的。现在想起来我当时还是幸运的，因为农村里有那么多五类分子子女连参加考试的机会都是没有的。有个富农的儿子，口齿伶俐，面目清秀，学习是公社中学高中班的尖子，又写着一笔好字，他就根本没有考试的资格，可这个富农儿子被一个贫下中农出身的女同学爱上了。当时的人们感到这个姑娘真傻，不可思议。学校的老师就轮番给那个女同学做工作，女同学后来嫁给了一个复转军人，富农儿子于是就与一个弱智女人成了家，老老实实去生产队劳动。有一次我在路上见了他，他穿着一件破烂的黑棉袄，腰上扎着条草绳，见了我好像气短了半截，愣在那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我想，这个社会真能磨人，短短几年时间生活已将他完全改造成了一块不苟言笑的土木疙瘩。然而有些贫下中农们还是比较厚道的，他们在下面悄悄对我说，什么地主富农，你们这些尕娃知道啥呢，那时的东家雇我们种地，给我们吃饱了，好的还要往家里带很多吃的，我的媳妇还是东家给帮着娶的，有些穷人连丧事都是东家给最后办的，哪像今日里我们没白天没黑夜的劳动到头了没了吃的谁都靠不住。我当时听了这个话很吃惊，我只知道地主阶级的为富不仁，我不知道还有富人和穷人的相互依存，所以我当时感觉这些贫下中农怎么没有一点阶级立场，他们怎么能帮地主富农胡说八道呢？不怪大队书记骂他们是“宋襄公的脬子仁义的团团”。但我还是很同情那些和我一样的地富子女的，他们这些大多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娃娃有什么错？他们为什么要为过去的家庭富裕背负那么沉重的历史包袱？那个时候的政策是：有成分论，不惟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可实际情况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谁家只要与五类分子有粘连，黑五类的阴影将会笼罩在你的头顶，表现好了还有一顶“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帽子伴随着你，就像那些摘了帽子的右派，还有那些“摘帽右派”永远紧箍着你，影响着你的一生，让你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是个另类，祖祖辈辈受到说不尽的不公正待遇。那时所谓的阶级路线就是将人分成两个势不两立的阵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完全是人为划分的，今日的红五类，明天可能就成了黑五类，于是“敌人”的队伍越滚越大，整人的花样也越翻越新，而这条阶级路线却促使一些人的人性泯灭兽性逐渐占了上风。当时北京郊区大兴县和全国发生的诱杀、屠戮黑五类分子和子女的事件不是偶然的，它是长期阶级路线的必然结果。现在的年轻人根本想不到，那时候的政策就是要从肉体和精神上整个儿去摧毁所谓的阶级敌人，在各个方面逼使子女去与父母亲划清界限。每次填表时都要违心地写上与剥削阶级家庭或剥削阶级父母划清界限等等话语，唆使子女去揭发批判父母的所谓罪行，让戴了各类帽子的人被他们的亲人掐断最后一点生的希望。
记得文化大革命时，有个“走资派”被造反派活活打死了，造反派们却制造假象说其畏罪自杀，并在其停尸处举办现场批斗会，贴出“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死有余辜”的大幅标语。当时这个“走资派”的家人是不敢哭的，可那天一件怪事突然发生了。就在人们批判口号不绝于耳时，这个“走资派”的儿子突然走过去狠狠踢了几脚僵硬的尸体，用实际行动表示了与其父亲彻底划清界限的决心。我后来得知，这个走资派当年也被阶级斗争的蛊惑曾经扑向所谓的右派反动派撕咬过，他的手里有多个冤屈的右派家破人亡，他万万没有想到今日里又被同样党化教育的儿子踢了自己的尸体。“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那个时候在这种违反人伦道德的教育下，不知有多少人由于亲人的背离而彻底绝望死于非命。
兰州有个女士，1958年她两岁时其父被押送到甘肃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冻饿加上强体力劳动使其父被折磨死在了戈壁荒漠。她母亲在她父亲劳教后与其父离了婚改了嫁。她多次给我打电话问我采访夹边沟幸存者时知不知道她生父的情况，好给父亲烧个纸点个香。尤其清明节家家户户祭扫先人墓地时她的这种思念更为强烈。我在电话里听到这声泪俱下的声音，心里撕裂般疼痛，只能陪她悄悄地掉几滴眼泪，因为当年的毛泽东时代让几百万所谓的阶级敌人沦为奴隶，让上千万人成了奴隶狗崽子。这种骇人听闻的事情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上翻开了最惨痛最可悲的一页，而它造成的后遗症至今任然困扰着无数家庭，而且还将蔓延继续。她说她的继父是个工人，可由于血缘的关系，在那个年代她脱不了与生父的干系。到了中年的她多么想知道她生父的情况，可那个年代甘肃河西走廊几十个农场折磨而死的右派太多太多了。死了的人当局又严加保密，无处查起，我没有办法满足她的要求告诉她的父亲到底埋在哪里，死在何方，我只能仰望苍天，面对戈壁，祈祷当年的游魂野鬼给他们的家人托个梦，不要让他们梦牵魂绕日日思念。
世界上有些事情是不能遗忘的，就像我们不能忘记纳粹的血腥、日军的铁蹄、斯大林的暗杀、反右的“阳谋”、文革的浩劫、六四的坦克、波尔布特的屠城等等，尤其今日又有人重提要举起悬在当年人们头上的达摩斯利剑——阶级斗争。这不能不让我再一次想起当年的刀光剑影和血雨腥风，我的眼前不时晃动着弯腰勾背戴着大牌子的牛鬼蛇神。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年的一个下午，只见同学们纷纷往学校门外跑去，我好奇地跟着同学们也出了校门来到大街上，我想知道这些牛鬼蛇神到底长着怎样的牛头马面。我从人群外钻到里面，只见戴着高帽子、敲着锣鼓、自报姓名的牛鬼蛇神走了过来，我往前凑了凑，忽然看见一个戴着黄边眼镜的牛鬼抬起头朝我看了一眼，这一看不要紧，我惊得差点叫出声来，这不是我敬爱的爸爸吗！三十多年了，这双眼睛还是那么坚毅，那么倔强，那么善良，那么宽容，它透着知识分子的良心，它闪耀着对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永远的渴望，它让我看清了专制集权给知识分子带来的屈辱和愤懑，让我看到了法西斯蒂给爱好和平民主的人民造成的血泪和苦难。过去的那些日子里，生杀予夺、草菅人命、冤假错案、是非颠倒的事情擢发难数，真可谓“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已是五十年前的事了，文化大革命也已过去了三十多年，可我却听不到当年整人者的忏悔，也看不到他们给当年的冤屈者一个公正的交代。过去的一切好似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根本没有发生过，血写的事实也早被谎言扭曲变形。我问苍天，苍天无语；我问大海，大海装聋；这世界公理何在？天理何存？凛冽的寒风不时吹来时，瑟缩的我只有抓住孩子们的手，但愿这些祖国的花朵再不要看见那暴戾的一幕。我想，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能不能有一天也像非洲的黑人和戴着伊斯兰盖头的妇女一样排着长队用手中的选票管住那些权势者贪婪掠夺的手，让宪法、法律赋予人民的权利把那些大大小小吃人的官僚关进笼子里再不要让他们胡作非为，而是老老实地为人民服务。我知道天空本是蔚蓝色的，既得利益者的巴掌只能捂住自己的眼睛而遮不住天上的太阳，谦卑、平和、博大、反省将会辉映出更加灿烂的明天。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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