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嘉为藏语,意为灰柳,是清代内蒙古最高佛教领袖称号,共转世六代。终清一代,章嘉与达赖、班禅、哲布尊丹巴并称为蒙藏佛教四大领袖。章嘉呼图克图又是内蒙古地区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的最大转世活佛。
章嘉一世原为青海互助佑宁寺活佛系统。其母寺为郭隆寺(即佑宁寺)。郭隆寺是喇嘛教(黄教)寺院,在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东红崖子沟。1604年,西藏达赖四世遣嘉赛佛主持兴建。因寺院在郭隆(藏语,意为鹰住地),故称郭隆寺。嗣后,由该寺章嘉一世等建密宗学院,遂成为显密双备之寺。在1724年的罗卜藏丹津之乱以后,赐名佑宁寺。寺内建有章嘉、土观、松巴、却藏和王五呼图克图僧舍。寺僧侣法台以下悉为蒙古尔人(土族),通行蒙古尔语。章嘉一世时,还没有到内蒙古地区。
清初,即1642年章嘉二世阿旺曲旦(1642——1715)转生。阿旺曲旦生于青海互助蒙古尔人(土族)张姓之家。12岁出家。45岁他曾入藏师事达赖五世,是达赖五世的大弟子。1688年返青海,任佑宁寺法台。章嘉二世在1690年左右编写《祭祀祈愿文》。
1691年康熙皇帝“多伦会盟”在清朝前期对维护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团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奠定了清朝对蒙古高原的有效统治。会盟之后修建的汇宗寺,使多伦很快成为蒙古地区的宗教中心。在多伦会盟期间,内外蒙古王公请求修筑一座宏伟的喇嘛寺庙,以表示对这次会盟永久的纪念,康熙帝欣然应允,并发诏书由国库拨款10万两银帮助修建。诏书下达后,从北京地区调集大批工匠,从承德地区调集大量运送木材的车辆集于多伦诺尔,兴师动众,大兴土木,修筑喇嘛庙。
清康熙40年(1701),章嘉二世奉召任内蒙古多伦汇宗寺、善因寺扎萨克(意为总管)喇嘛,常驻内蒙古多伦及北京嵩祝寺。达赖六世仓央嘉措继位时,奉命入藏送敕印。康熙44年(1705)清政府册封驻京八大呼图克图之首席的二世章嘉活佛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赐金册玉印,第二年清政府又赏48两重的金印,为清代唯一得此称号的喇嘛,享“高僧”之称,总管内蒙古佛教事物,遂成为内蒙古地区格鲁派最大活佛。1713年,康熙帝再次巡边到多伦,面谕章嘉二世:“黄教之事,由藏向东,均归尔一人掌管。”章嘉呼图克图二世是五世达赖喇嘛的大弟子,“呼图克图”则是藏传佛教中最高僧衔的称谓。此时正在修建中的多伦庙临近装潢,康熙帝赐予匾额“汇宗寺”,亲书“声闻届远”的匾额和御制碑文,并命令内蒙古48旗,每旗选派一名品行高尚的喇嘛常驻多伦汇宗寺。这样也就从实际上确定了章嘉活佛在内蒙古地区喇嘛教的领袖地位。清朝时期,内蒙古地区的所有寺庙皆是由章嘉活佛组织建筑和领导的。章嘉二世著作丰富,附刊于北京版《丹珠尔》之后。
章嘉三世,名若比多吉(1717——1786)。青海西宁北乡蒙古尔人。1717年青海北乡一位蒙古尔族妇女产下一名健康的男婴。在远方寺院当一位精通经文的格西的舅舅给这位婴儿起名叫若比多吉,并告诉他的父亲说:“依我的梦兆和各方面的情况看,这孩子是个不同寻常的人,希望保持清洁,为他多做法事。”小男孩舅舅的话传到了青海郭隆寺正在寻访二世章嘉活佛转世灵通人士的耳朵里。他们经各方面护法神的预言和卜算,认为西宁北乡的若比多吉很可能是二世章嘉活佛的转世灵通。于是郭隆寺和章嘉拉章(活佛公馆)派人携带二世章嘉活佛的经卷、念珠、修证佛像以及许多形状相同的东西,前往西宁北乡暗访。
当寻访小组见到小灵童,只有他一人在家。小灵童若比多吉张口便叫出了其中一个喇嘛的名字,原来这个喇嘛曾有缘与二世章嘉活佛交往过,所以若比多吉一眼就认出了他。见到前世章嘉活佛的遗物,他立即拿起来说:“这是我的东西。”而对相似的物品并不理会。寻访人员准备的一切测试,他都准确圆满地完成了。这时,小灵童的父母都回来了。喇嘛们说,他们是路过此地,并没有告诉他们真实来意,秘密寻访非常成功。
寻访人员离开此地后向拉卜楞寺主扎木延活佛禀报了这些情况,对所有疑点又经过反复考察,最后认为西宁北乡的若比多吉确实是章嘉二世活佛的转世。通过求神问卜,正确辨认几道手续,准确无误地认定了二世章嘉活佛的转世。他们随后去北京,向康熙皇帝细奏了经过。康熙帝降旨“将灵童迎请到前世活佛所居寺院,妥善照护。”
根据土观活佛写的《章嘉国师传》记载:幼年的章嘉三世活佛被送往青海郭隆寺供养,三年后被雍正皇帝接到北京与皇四子弘历(即乾隆皇帝)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章嘉三世七岁被迎入内蒙古多伦汇宗寺习经,通汉、藏、蒙古诸文。雍正五年(1727)11月,雍正帝为庆贺内、外蒙古及西北地区全部归附清朝,强化对蒙古地区的统治,下诏书在多伦汇宗寺西南一华里的山丘上建造一座更为华丽的喇嘛寺院,由国库拨款10万两金,至雍正九年(1731)庙宇即将竣工,雍正帝赐予敕额“善因寺”,并亲自书写“慈云广被”的匾额和御制碑文,从这年起,章嘉三世活佛奉命一并管理多伦汇宗寺和善因寺两大寺院。雍正10年(1732),外蒙古哲布尊丹巴活佛为躲避动乱移居多伦,这里便成为整个蒙古地区的宗教中心。章嘉活佛在多伦庙共传六世,除第五世在11岁时就谢世之外,其他五位活佛都被清朝政府授予了大国师的称号,并在整个内蒙古地区形成庞大的章嘉呼图克图系统。据统计:内蒙古地区共有131名呼图克图,都归章嘉活佛领导。由此可见多伦的汇宗和善因两寺地位之显赫。
1734年17岁时,章嘉三世被雍正皇帝封为国师。雍正13年(1735),章嘉三世与果亲王允礼陪达赖七世入藏,并赴后藏礼班禅五世,传衣受戒。他从小就给乾隆帝做宫中伴读,关系亲密,很多蒙藏地区的政策都出于章嘉三世之手,其政治地位要高于其他三位活佛。乾隆皇帝还拜章嘉三世活佛为师,修习密法,他们既为师徒又为君臣。乾隆皇帝推崇三世章嘉活佛参与蒙藏政务,他鞠躬尽瘁,为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弘扬佛法做出了不凡的业绩。乾隆元年(1736)奉帝命将藏文大藏经《丹珠尔》译为蒙古文,并编撰蒙古文《智慧之源》。1753年,章嘉三世协助庄亲王编译《首楞严经》,刊为汉、满、蒙、藏四体合壁本。后又编纂《同文韵统》《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壁大藏全咒》《喇嘛神像集》等十几部经籍,并著《佛历表》,对研究佛教史有重要参考价值。在宗教方面,章嘉三世的不少作品都迎合了萨满教中那种利用佛教的神符和神咒而自我掩饰的倾向,对佛教和萨满观念及形象的结合特别关注。1786年章嘉三世在五台山圆寂,享年70岁。
章嘉四世伊西丹毕扎拉桑于1787年转生。对其记载甚少。
章嘉五世没有来得及开展多少社会活动,于1887年11岁时便谢世。
章嘉六世(1891——1956),名罗藏巴丹丹丕钟麦,青海互助蒙古尔人。幼习经籍。中华民国建立后,仍受尊崇。民国初年因“赞助共和”被袁世凯政府封为“灌顶普善广慈宏济光明昭因阐化综持黄教大国师”。有资料记载,1917年察哈尔地区从事蒙古文书籍出版事业的出版机构——国光书社,在张家口成立时,章嘉六世得知后,专程赴张家口资助了五百银元。1929年国民党在北京设置章嘉呼图克图驻京办事处,管理内蒙古、察哈尔、五台山、北京等处寺院。1932年4月,又由国民党政府明令加给章嘉六世“净觉辅教”四字名号。同年12月,与班禅宣誓就职西陲宣化使同时,章嘉亦就“蒙旗宣化使”之职。由于章嘉六世深得蒋介石的赏识,他不仅加入了国民党,并且于1935年在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抗战期间,国民党又加给章嘉六世“护国宣教大师”的名号,并任命他为蒙藏委员会委员、国民党政府委员等职,“以黄教的宗师,兼任了党政的要务”。
章嘉一世原为青海互助佑宁寺活佛系统。其母寺为郭隆寺(即佑宁寺)。郭隆寺是喇嘛教(黄教)寺院,在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东红崖子沟。1604年,西藏达赖四世遣嘉赛佛主持兴建。因寺院在郭隆(藏语,意为鹰住地),故称郭隆寺。嗣后,由该寺章嘉一世等建密宗学院,遂成为显密双备之寺。在1724年的罗卜藏丹津之乱以后,赐名佑宁寺。寺内建有章嘉、土观、松巴、却藏和王五呼图克图僧舍。寺僧侣法台以下悉为蒙古尔人(土族),通行蒙古尔语。章嘉一世时,还没有到内蒙古地区。
清初,即1642年章嘉二世阿旺曲旦(1642——1715)转生。阿旺曲旦生于青海互助蒙古尔人(土族)张姓之家。12岁出家。45岁他曾入藏师事达赖五世,是达赖五世的大弟子。1688年返青海,任佑宁寺法台。章嘉二世在1690年左右编写《祭祀祈愿文》。
1691年康熙皇帝“多伦会盟”在清朝前期对维护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团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奠定了清朝对蒙古高原的有效统治。会盟之后修建的汇宗寺,使多伦很快成为蒙古地区的宗教中心。在多伦会盟期间,内外蒙古王公请求修筑一座宏伟的喇嘛寺庙,以表示对这次会盟永久的纪念,康熙帝欣然应允,并发诏书由国库拨款10万两银帮助修建。诏书下达后,从北京地区调集大批工匠,从承德地区调集大量运送木材的车辆集于多伦诺尔,兴师动众,大兴土木,修筑喇嘛庙。
清康熙40年(1701),章嘉二世奉召任内蒙古多伦汇宗寺、善因寺扎萨克(意为总管)喇嘛,常驻内蒙古多伦及北京嵩祝寺。达赖六世仓央嘉措继位时,奉命入藏送敕印。康熙44年(1705)清政府册封驻京八大呼图克图之首席的二世章嘉活佛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赐金册玉印,第二年清政府又赏48两重的金印,为清代唯一得此称号的喇嘛,享“高僧”之称,总管内蒙古佛教事物,遂成为内蒙古地区格鲁派最大活佛。1713年,康熙帝再次巡边到多伦,面谕章嘉二世:“黄教之事,由藏向东,均归尔一人掌管。”章嘉呼图克图二世是五世达赖喇嘛的大弟子,“呼图克图”则是藏传佛教中最高僧衔的称谓。此时正在修建中的多伦庙临近装潢,康熙帝赐予匾额“汇宗寺”,亲书“声闻届远”的匾额和御制碑文,并命令内蒙古48旗,每旗选派一名品行高尚的喇嘛常驻多伦汇宗寺。这样也就从实际上确定了章嘉活佛在内蒙古地区喇嘛教的领袖地位。清朝时期,内蒙古地区的所有寺庙皆是由章嘉活佛组织建筑和领导的。章嘉二世著作丰富,附刊于北京版《丹珠尔》之后。
章嘉三世,名若比多吉(1717——1786)。青海西宁北乡蒙古尔人。1717年青海北乡一位蒙古尔族妇女产下一名健康的男婴。在远方寺院当一位精通经文的格西的舅舅给这位婴儿起名叫若比多吉,并告诉他的父亲说:“依我的梦兆和各方面的情况看,这孩子是个不同寻常的人,希望保持清洁,为他多做法事。”小男孩舅舅的话传到了青海郭隆寺正在寻访二世章嘉活佛转世灵通人士的耳朵里。他们经各方面护法神的预言和卜算,认为西宁北乡的若比多吉很可能是二世章嘉活佛的转世灵通。于是郭隆寺和章嘉拉章(活佛公馆)派人携带二世章嘉活佛的经卷、念珠、修证佛像以及许多形状相同的东西,前往西宁北乡暗访。
当寻访小组见到小灵童,只有他一人在家。小灵童若比多吉张口便叫出了其中一个喇嘛的名字,原来这个喇嘛曾有缘与二世章嘉活佛交往过,所以若比多吉一眼就认出了他。见到前世章嘉活佛的遗物,他立即拿起来说:“这是我的东西。”而对相似的物品并不理会。寻访人员准备的一切测试,他都准确圆满地完成了。这时,小灵童的父母都回来了。喇嘛们说,他们是路过此地,并没有告诉他们真实来意,秘密寻访非常成功。
寻访人员离开此地后向拉卜楞寺主扎木延活佛禀报了这些情况,对所有疑点又经过反复考察,最后认为西宁北乡的若比多吉确实是章嘉二世活佛的转世。通过求神问卜,正确辨认几道手续,准确无误地认定了二世章嘉活佛的转世。他们随后去北京,向康熙皇帝细奏了经过。康熙帝降旨“将灵童迎请到前世活佛所居寺院,妥善照护。”
根据土观活佛写的《章嘉国师传》记载:幼年的章嘉三世活佛被送往青海郭隆寺供养,三年后被雍正皇帝接到北京与皇四子弘历(即乾隆皇帝)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章嘉三世七岁被迎入内蒙古多伦汇宗寺习经,通汉、藏、蒙古诸文。雍正五年(1727)11月,雍正帝为庆贺内、外蒙古及西北地区全部归附清朝,强化对蒙古地区的统治,下诏书在多伦汇宗寺西南一华里的山丘上建造一座更为华丽的喇嘛寺院,由国库拨款10万两金,至雍正九年(1731)庙宇即将竣工,雍正帝赐予敕额“善因寺”,并亲自书写“慈云广被”的匾额和御制碑文,从这年起,章嘉三世活佛奉命一并管理多伦汇宗寺和善因寺两大寺院。雍正10年(1732),外蒙古哲布尊丹巴活佛为躲避动乱移居多伦,这里便成为整个蒙古地区的宗教中心。章嘉活佛在多伦庙共传六世,除第五世在11岁时就谢世之外,其他五位活佛都被清朝政府授予了大国师的称号,并在整个内蒙古地区形成庞大的章嘉呼图克图系统。据统计:内蒙古地区共有131名呼图克图,都归章嘉活佛领导。由此可见多伦的汇宗和善因两寺地位之显赫。
1734年17岁时,章嘉三世被雍正皇帝封为国师。雍正13年(1735),章嘉三世与果亲王允礼陪达赖七世入藏,并赴后藏礼班禅五世,传衣受戒。他从小就给乾隆帝做宫中伴读,关系亲密,很多蒙藏地区的政策都出于章嘉三世之手,其政治地位要高于其他三位活佛。乾隆皇帝还拜章嘉三世活佛为师,修习密法,他们既为师徒又为君臣。乾隆皇帝推崇三世章嘉活佛参与蒙藏政务,他鞠躬尽瘁,为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弘扬佛法做出了不凡的业绩。乾隆元年(1736)奉帝命将藏文大藏经《丹珠尔》译为蒙古文,并编撰蒙古文《智慧之源》。1753年,章嘉三世协助庄亲王编译《首楞严经》,刊为汉、满、蒙、藏四体合壁本。后又编纂《同文韵统》《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壁大藏全咒》《喇嘛神像集》等十几部经籍,并著《佛历表》,对研究佛教史有重要参考价值。在宗教方面,章嘉三世的不少作品都迎合了萨满教中那种利用佛教的神符和神咒而自我掩饰的倾向,对佛教和萨满观念及形象的结合特别关注。1786年章嘉三世在五台山圆寂,享年70岁。
章嘉四世伊西丹毕扎拉桑于1787年转生。对其记载甚少。
章嘉五世没有来得及开展多少社会活动,于1887年11岁时便谢世。
章嘉六世(1891——1956),名罗藏巴丹丹丕钟麦,青海互助蒙古尔人。幼习经籍。中华民国建立后,仍受尊崇。民国初年因“赞助共和”被袁世凯政府封为“灌顶普善广慈宏济光明昭因阐化综持黄教大国师”。有资料记载,1917年察哈尔地区从事蒙古文书籍出版事业的出版机构——国光书社,在张家口成立时,章嘉六世得知后,专程赴张家口资助了五百银元。1929年国民党在北京设置章嘉呼图克图驻京办事处,管理内蒙古、察哈尔、五台山、北京等处寺院。1932年4月,又由国民党政府明令加给章嘉六世“净觉辅教”四字名号。同年12月,与班禅宣誓就职西陲宣化使同时,章嘉亦就“蒙旗宣化使”之职。由于章嘉六世深得蒋介石的赏识,他不仅加入了国民党,并且于1935年在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抗战期间,国民党又加给章嘉六世“护国宣教大师”的名号,并任命他为蒙藏委员会委员、国民党政府委员等职,“以黄教的宗师,兼任了党政的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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