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而大惑

孔圣人曾经说过“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可是我，社会基层的一个男人，三十岁没有立起来，四十岁反而困惑越来越多，简直可谓是“四十而大惑”。

困惑之一，不会利用关系永远被人看不起。

我刚分配到一家设计院工作时，是抱着远大理想去的。工作不久，我就发现这个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从上到下并不怎么讲究科学权威，只在乎领导的权威。人们挖空心思讨好领导及其家属，就为了多得那么一点点利益。

有几个院领导的子女也在本单位工作，他们处处享受优待，分房、就业、奖金等等，不需要他们操心，早就有人替他们办好了。1993年前后，院里买几台车子，都是院长的公子一人操办的，他从中一下子赚取十多万元。当时一个职工一年的收入也就4000元左右吧。后来，院领导的孩子在外面把人打成重伤，也是公家出几十万元摆平的，一点事也没有。领导的子女受到许多优待，时间一久他们就心安理得了，职工们也习以为常了。有个公子经常当众痛骂院机关的处长们，处长们总是小心地陪着笑脸，尽管公子只是其晚辈。

我看在眼里，心中暗自盘算：单位风气如此，我即使受不到照顾也肯定吃不了亏，因为岳父是总公司老总，正好管我们单位。可在单位呆半年以后，我发现越来越不对头，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院领导提起我岳父时，总是称之为老同事，几乎没有视为他们的领导，故他们在我面前总以长辈和领导的双重身份自居，我不得不对他们毕恭毕敬。院领导不照顾我，中层的及基层的头头更不把我放在眼里，我在他们眼里好像是一个领救济的人一样。外业勘察最苦，可我一干就是十多年呀。领导的孩子从来不搞勘察，因为这行辛苦，长年在外奔波顾不上家，收入也只是勉强而已。有关系的职工子女在外业干几年就转行了，只有我和少量人长期地干下去。

头几年，同事们以为我只是镀金来的。可是，当他们意外发现我和他们一样干时，纷纷劝我“利用你岳父关系，搞个处级或者赚个大钱多好，干嘛这么辛苦地干呀，我们都是些没关系的人。”后来我才弄清楚，岳父的总公司名义上能管我单位，由于中央的一个部不放权，实际上他们没有实权，下属单位自然就不买账了，只是表面应付一下了。由于岳父原则性强，不会利用官场的潜规则，院领导根本不害怕他。

我搞了几年施工，所受的屈辱太多了。当时的院领导都是近60岁的人，快要退休了，项目经理一般是近40岁的大学毕业十多年的人，他们都在努力向上爬，争院领导的位置。我在那里埋头苦干，几个项目经理常批评我“要不是看在你岳父的面子上，早就让你走了。”我确实想不通，项目部十多人，说是从事管理实际上就是在工地转一圈就走了，什么实际问题也解决不了，就是靠分包来挣管理费。我天天守在工地，晚上回来还要加班打字，一人干两人的活拿一份工资，他们吃喝玩乐凭什么来教训我？

我向岳父诉了苦，不想在这个单位干了。但岳父总是那句话“路要靠你自己走，不要靠我。”我只得硬着头皮熬下去了。“有这么硬的后台不用利用，太没板眼了，我要是你早就挣几百万了，不在这里受气了。”同事们“关心”的话简直要把我的耳朵磨破，他们见我确实混不出名堂就不再理睬我了。我成了一个特殊的人，司机、炊事员、新来的年轻职工都可以指挥我。

有几次，某领导的公子路过这里，几个经理用最高规格招待，还像婊子陪客人一样满脸媚笑“你来我们项目部工作吧，哈哈，我们这里条件差了”“你这个破地方，我才不来呢。”公子不屑一顾。当然，公子走时，他们几个一起跑动买最好的礼物作纪念。

我有时感叹他们狗眼看人低，可人家还真比我看得高，反而是自己不会混事。我更加谦卑了，诚心诚意对待每个人，但人家不领情，因为我不会混事。我万万没想到，他们把我看得最低，我还真的摆脱不了这样的命运。也许狗眼高了人眼就反而看得低了。

1998年，国家政策大的调整，部委不再管企业了，岳父的总公司有实权管我们单位了，我的好日子该来临了，那些瞧不起我的人该来巴结我了吧。不料，命运再次捉弄了我，岳父此时刚刚退居二线，他身体健康，离正式退休还差好几年呀！难道像他这样的清官，职工喜欢的领导干部也和小人预测的下场一样吗？我虽然想不通，可自己在社会最底层苟且求生，又有谁能听到我的声音？

再说岳父吧，30多岁就到了厅级岗位，担任领导职务时间够长的了，但他从来不为家庭谋私利，也没有提拔一个子女。现在，他下台了，他习惯于抽好烟喝好酒，在台上时收入高还无所谓，如今下台了退休工资仅能维持他烟酒的开销，他还要四处奔波挣些小钱来补贴自己的生活。哪怕他只提拔一个子女，子女有了地位就自然有人送烟酒了，三个子女都不沾烟酒自然会转送于他，他还会经常为烟酒钱发愁吗？他晚年陷入经济困境，难道这就是清官的结局吗？也许社会上势利小人连他也看不起吧，也许一个人就应该以权谋私才对吧，也许用关系赚大钱才正常吧？反之，靠血汗挣钱就是一个异类，就会被人鄙视和嘲笑吧？

困惑之二，十多年熬成老媳妇

本院勘察部门下设很多小组。当我二十多岁刚参加工作时，小组长都是些40岁以上的人担任，也有近60岁的人。小组长不算是什么官，但是项目主办，一般来说也是生产一线的负责人。当时班组长没有多大的实惠，但是想往上晋升的话，这是必由之路。这种晋升包括行政职务，也包括技术职务。我不爱搞关系，爱干实事，对当官兴趣不浓而对职称却很重视，毕竟是吃技术饭的人呀。

我们的工地在大部分在外地，经常在外出差，小组人吃住在一起，像一个大家庭的人一样。我对比自己年长者十分尊重，工作上生活上尽量多干一些。后来，陆续又分来一些新职工，比我年轻的来了几批，我同样关心他们。当时我想，论资排辈现象很普遍，人们能熬咱也能熬，十年媳妇熬成婆嘛，到时候我自然就有地位了。

但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兢兢业业地干了十好几年，身边的人都升职了，只有我一人还在原地踏步。到了2000年前后，院一级领导陆续换上40岁左右的人了，处级班子也是这个年龄段的人，他们基本上和我同龄，是恢复高考后的头几届大学生。而班组长们忽然变成了比我年轻的人了。转眼间我也快40岁了，从理论上来讲我还有机会上，但实际上连百分之一的机会也没有了。公司领导和一些同事私下议论我说“这家伙一辈子完了，定型了。”

这么多年来，院里进行多次改革，可改来改去，始终朝着一个方向：名义上是按贡献拿钱，实际上按职务拿钱。院领导一年合法收入在20万左右，处领导在12万左右，就是当个小组长，一年也比职工多拿3万元。实际上，本单位一直有一个公开的秘密，就是各级领导都有灰色收入，官越大灰色收入就越多。上层的我说不准，就说小组长吧，他们每年通过报销现场开支就可以多捞3万元左右。层层多拿，层层剥皮，最基层职工一年到头拚命干也只能解决温饱问题。职工有意见也没用，改革最绝的一招是基层职工的命运握个小组长手里。“不想干就滚蛋！”小组长如此说，处领导也如此说。院领导呢，基层职工的事他们根本不管，因为他们高高在上，他们关心下属单位给自己送多少红包。

本单位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各级管理人员都有很高的风险奖，但却不承担任何风险；所有的风险全部集中到一线班组了，但这些人从来沾不上风险奖金的边。我们的产品主要是技术图纸资料，只要有一个数据计算错了就属于质量事故，经手的一线职工的奖金要扣掉几千甚至上万元，而各级领导和总工却一分也不扣，口袋里装满了几万元的风险奖，暖洋洋，乐融融。

不当官算了，总得给个高级职称吧，我降低了对自己的要求。因为在这种科研单位，职称不受指标的限制，到时候就评上了，尤其是常年在生产一线干的人。更让我想不到的事，职称也上不去了。院职称评委说，本人没有主办过大项目，职称就不能上。可是，一些行政人员的职称也上了，他们又主办过什么项目？我何尝不想主办项目，可领导从来不安排我主办，我无可奈何呀。前几年，领导说我年轻，再过几年就可以主办了，我觉得有道理。可是，近几年他们又改口了，说我年龄大了，出于关心我的目的，就让我协助年轻人来工作。这话说的也对，但不久我就发现是骗人的，比我大的还在主办，比我小的也当主办，自己年富力强却一直当配角。想不通也无法，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一员，谁能听到我的声音？如果我发泄不满，他们不仅不听我的，还要无情地整我，因为我没有地位，因为我无足轻重，就算把我活活逼死也对单位没影响，更对社会无影响。

这么多年了，我感觉自己像一个单纯的小孩子，和一群小孩子在一起玩游戏“排排队，吃果果”。我耐心地按规则排除，诚实对待前后左右。游戏在进行着，我前面的人都排上了，就要轮到我时，主持人突然宣布游戏规则变了，整个长队向后转，把排除秩予倒过来发果果，这样后来的又先于我拿到了果果，我又成了最后一名了。

十年媳妇熬成婆，这话在周围的人身上应验了，在我同学们身上应验了。如今，和我同时大学毕业的人大多成为处级了，在军队的也混成师团级了，搞技术的也成为教授、总工了。他们已经成为社会上和既得利益者，有地位有保障，受人尊重。而我呢，十年媳妇熬成老媳妇了，根本没能升级为婆婆，成为受人厌恶的黄脸婆、黑脸婆了，成为谁也不喜欢的人了。对比我年长的，我要毕恭毕敬，对比我年轻者更要以礼相待，因为他们比我这一代人更势利，更浮躁，更难以对付。

我有一个精神残疾的儿子，他需要我守在身边照顾他。我对单位说过多次，可领导总是说“你的处境我们理解，家里问题要自己解决，还要干好工作呀。”如今，我儿子快15岁了，精神不正常也不能上学，同龄人的孩子都健康成长，领导的孩子更是时代的宠儿，许多人在关心着他们。有几次过年，我守着病儿冷冷清清，不禁心痛得哭了起来，都是自己没有本事害了儿子，我要是经常在家里他也不至于这样呀，我要是有个一官半职，就会有更多的人来关爱他，而他缺乏的就是最基本的关爱呀。

困惑之三，儿子残疾多磨难

我在农村长大，但思想比较开通，受传宗接代的思想影响很小，对婚后是否要孩子看得很淡，对男孩女孩一样喜欢。我对其他人就富有爱心，对自己的孩子更会充满爱意了。但是，命运再次残酷地捉弄了我，让我先有个健康可爱的儿子，再把他沦为精神残疾。

儿子长得很俊，心地善良，这点像我。可是，他三岁时后脑受过重伤一次，加上他母亲思想不成熟而对孩子不耐烦等，他就很快变成不正常的儿童了。我原来指望他读博士，可他只上一年幼儿园就被退回了。

我们花很多钱四处为他治病，可是就是检查不出来他的病症，不能确诊。曾经不少医院判断他是儿童孤独症，但又不像。可是，就在给他治病过程中，医院的做法太令人想不通了。
1995年他在儿童医院住院一段时间，出院结账时医院硬是多收了400多元的化验费。据知情者透露，是医生把自己的一些开支划到患者头上了。

不久，在妇幼保健医院里，本市著名的一位女医生为他诊断测试。女医生五官端正，言谈举止都显示她的爱心。她给我们开了一种中成药，并解释道“不要乱吃药，这药有效果我才让你们的孩子吃的，全市只有我这里有。”她还要下我们家的电话，说“以后有什么医学上的进展或者治疗信息，我会打电话通知你们的。”后来，她唯一打过一次电话，是让我们再开几个月的同样的药。我那天立即赶到了，而药房的这类药不多了，她还和药房里人吵一架，让他们去仓库领回来。我等了两个小时，再拿1200多元的药，女医生记下我买药的数量就什么也不说，让我回家了。后来，我请一位专家看了她开的中成药，专家说“都是些普通的成分，不会有效果，她哪是关心你们呀，分明是为了拿药厂的回扣。”我想也是的，她不让我们给她打电话，只是她单线与我们联系，这本身就不正常。

河南一地区精神病医院里，某专家开药方让我儿子吃氟哌啶醇，这是副作用较大的抗精神类药。他要求从一天吃一片开始逐步加大剂量，最多一天可以吃十五粒。当时我在外地出差，由我父母来照顾儿子。当儿子一天吃六片时，可能是药量太大了，他完全不能说话了，也不动了，眼睛也没神了。我听说匆忙回家，就让他减少剂量，又经过半年多的训练，他才开始说话。而这个所谓的专家还在讲“加大剂量，加大就好了。”几个月后，武汉同济医院的陈教授听说后愤怒地说“庸医害死人啊！”

儿子离开幼儿园后的头两年，没地方可去就呆在家里，我也为之主动下岗一年来照顾他。一次，我领他逛大街，路过他的幼儿园，他慌张地跑了起来“不上幼儿园，不上幼儿园！”第二天，我故意领他从另一个路口经过幼儿园，他无意中看见幼儿园，就吓得脸变了色。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幼儿园受到过多大的伤害？因为他不会完整地向家长学话。如果真是这样，那也太残酷了，幼儿园本来是爱的园地，这样可怜的孩子也受伤害就太不可思议了！

儿子到了学龄而不能上学，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乱动一气，又不能及时治好，我们又为他的归宿忧心如焚。我为了挣那几个可怜的钱，还得四处奔波，就不得不把他送给我父母了。我父母对这个孙子很好，可他们都快70岁的人了，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并且经济条件也不宽裕。可是，他们毫无怨言地照顾孙子，不止一次为他累出了病。

我父亲的几个朋友建议“你这个孙子没有希望了，不如找个地方把他抛弃算了，你们还可以再要一个健康聪明的孙子。”父母知道朋友是好心，但他们怎么可能下了这样的手？附近几里范围内也有几个这样的孩子，都先后被亲人领到火车上遗弃了，至今下落不明。他们的父母当初下狠心遗弃之，几年后又生下正常的孩子过上幸福的生活。而我们家人善待病儿，几代人付出这么多心血，一家人都快被拖跨了，可儿子还没有好转，还要继续拖累一大家人。苍天啊，你睁开眼睛看看呀，你不分好歹何为天？地呀，你错勘贤愚枉做地！

儿子先后丢失过多次，每次都是所有亲人四处寻找，把他找了回家。像他这样的孩子，不能正常和人交流，手上也没有钱也不会花钱，一旦走失也就意味着回不来了。有时我曾下了狠心，他自己走丢了就不找他了，全家人卸下一个大包袱算了。去年春节前后，他又走丢了，我们发动了20多亲友全力寻找四天三夜才找了回来。三九寒天，正常人在外面呆一个晚上就会冻死，而他竟然还活着。他回来了，全家人心里轻松一下，可不久又沉重起来了，这个包袱越背越重，不知道还能背多少？

这几年，我也结识了一些同病相怜的人，他们家里也有同样精神不正常的子女。他们也都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也看不出任何希望。他们建议我给孩子办一个残疾证，以后说不定有补助。我专门到社区居委会问，工作人员说“办个残疾证对孩子只有好处没有害处，到14岁就可以领救济金。你到医院开个证明交上来就行了”

我到市精神病医院，才知开证明十分麻烦，每月只有几天办，还要单位开证明，还要交1000元。我说自己经常出差，抽不出时间来这里，可医院不管这些。后来我到区里指定一家医院，领孩子跑了几趟，一位女医生才接待我们。她说院长要我们交500元，我说这么钱我们交不起，有这样的孩子家里本来就十分困难了。她后来才格外开恩，让我交一百元，给儿子开了个证明。几个月来，他的残疾证办下来了。

到儿子满14岁后，我就找居委会要求补助。居委会主任说“没有这项补助，你们家三口人平均收入低于120元了，就可以吃低保。”我不理解了“照你说三个人一月360元，我儿子一个人也不止花那么多呀，他现在大了，力气也大了，弄不好对社会危害也要大，社会当真一点也不管吗？”

主任说“国家太穷了，管不了。”

我反问“你说管不了，重担全让我们家庭来担我们承受不起，再一个他以后打人伤人了，责任谁来付？”

“当然由你们监护人来付责任了。”

“哪有这种逻辑呀，我们苦得要死没人管，也没机构来过问，可了出事责任全部由我们来担当。你说是吗？”激动了，嗓门也大了起来。可嗓门再大也没有用，社会这么冷漠无情，把人逼死逼疯了也无所谓。

今天，儿子快15周岁了，肯定成不了人才，也成不了正常人，而注定成为残疾人了。从他3岁多生病至今，我们夫妻一直陷入一个很深的疑惑之中，到底该不该要第二个孩子？亲友们纷纷劝我们“再要一个孩子吧，生活有个寄托，以后他长大了好照顾哥哥，你们老了也就放心了。”他们的话很有道理。我也不止一次想再生一个，因为本人特别爱孩子，我把不少爱心献给别人，别人还不理解，有的还恩将仇报；那么，我对自己的孩子多一些爱心总可以吧，他至少可以理解我吧？等我们老了，他长大成人了可以照顾哥哥吧。可是，多想一步后我就不想再要孩子了。在这个弱肉强食、尔虞我诈的社会里，孩子如果像我一样诚信善良就会被他人吃掉，就会活得很痛苦；孩子如果性格和我相反，集坑蒙拐骗于一身，就会专门欺负那些老实人，就会吃掉他们而壮大自己，那也是我所不愿意看到的。想来想去，干脆不要孩子算了。

近几年，我和家人始终没有走出这个漩涡之中。因为我40岁了，要孩子是最后的时机了，再不要就没有机会了。妻子也处于犹豫之中，看来，我们还要在水深火热中挣扎好久好久呀！

困惑之四，陷入泥潭不可自拔

古代时有一种严厉的刑罚，叫五马分尸，就是用五个马把一个人向五个不同方向拽，最后拉得支离破碎。现在，我觉得自己也被几匹马向不同的方向拉着，它们不马上把我处死，而是慢慢折磨而死。其中，最主要是工作和家庭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挣钱少和负担重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我想回报父母和儿子让他们极度受累之间的矛盾。

我很想守在儿子身边，因为这有利于他的病情好转，也可减少我为人父的内疚之情。儿子身体发育正常，长得也很帅，特别是爱笑，笑起来很甜。每次我出差回来，他见了就向我身上扑，让我有种当父亲的自豪感。他至今喜欢听我哼小曲，这是他很小时我哼给他听的，至今百听不厌烦。我的口哨吹得不好，但他最喜欢听，也许他心灵中这是天下最美妙的乐曲了。
可是，我为了挣钱就要出差，而一出差就离他几千里远，就不能照顾他了。他不会打电话，无法听到我的声音。多年来，我的良知让我往家里拉，守着儿子不能不离家，让他天天有个好心情；但工作却让我远离家庭在外漂泊。两种强大的力量把我往相反方向拉，不把我拉得粉身碎骨才怪呢。

家人常对我说，我一走儿子就念叨“爸爸回来”。他不爱说话，也只能说几个简单的句子，但这句话正是表达了他的心灵需要。可是，我连这点要求也做不到呀，我愧对儿子。

我多次找单位领导谈，想换一份工作，可领导总说“我们很同情你，但你还是在外干吧，至少比你在社会上乱闯强。”领导也只是在应付我。

咱体谅领导的难处，就到外面闯。有家大企业打算聘用我任办公室副主任，讲好待遇很高，还没上班就发现原来是一场骗局，是利用招聘来做广告，其实根本不需要人。后来，我去当业务员搞各种推销，业绩干得都可以。正当我要扩大业绩做下去时，老板突然不见了，原来他们追求短期行为，赚点钱就跑了。

再后来我尝试跑保险，因为这行业不需要关系，靠刻苦就行了。一干方知，该行来挣钱太难了，我跑几个月一分没赚反而还赔了几百元的交通费和通讯费。因为人不愿意听保险的事，他们连讲的机会都不给我，我无处施展本领，只有做不成了。这件事对我触动十分大，跑保险也需要关系，在中国任何事全要靠关系。一般业务员都是从亲友手里拿订单，亲友的生意做完也就完了，在本行业的生涯也就宣告结束了。还有的能力强一些的，靠亲友再介绍些客户生存下去，然后靠自己拉保险业务员扩大业绩，就和做传销一样坚持下去。

说起来可笑，我实在太想拿保单了，就对一些熟人说“我儿子病了，想在保险行业里长期干，就差一个保单可转正了，你照顾一下买我一份吧？”结果出乎我的意料，他们不仅不买保单，反而对我疏远了。也许不能说他们缺乏同情心，但可以断定在社会上你混得越倒霉，你越痛苦，就越没人理睬你，你混得越好，来关心你的人越多。这一条可以说是真理，在所有单位都适用。

我用工作之余爬格子，试图通过写作来闯出新路来。前几年还感觉自己在进步，近两年越写越找不到感觉了，越写发表越难，稿费越来越少，根本不足以维持一人基本的开销。我反思，是因为自己写的东西太真实了，而现在的报刊迎合读者心理，猎取新奇、无病呻吟的东西，自己不符合人家的风格吧。我索性把真实进行到底，就花费一年的心血写了近20万字的长篇，几经修改后打印出工工整整的稿子，专程送到省出版大厦。那是2005年的儿童节，天气很热，我手持沉甸甸的书稿到了一家出版社，总编办的一位女士说“我们这经办人不在，你到其它出版社问问吧”这个大楼有十几家出版社，我一一跑遍，除了一家有一个编辑翻了一下稿子外，其它的都是看也不看就说不行。我几乎哀求“我跑一趟不容易，今天就把稿子放这里你们细看行不？”他们还是拒绝了。我跑了一头汗，没有一个人给我端一杯水喝。我彻底失望了，回家就把书稿烧了。

我下决心不在单位干了，要自己闯路子。父母理解我，但他们经济薄弱，为我带孩子把身体累坏了，就让我还在单位干下去。岳父退休了，他还是那句话“你要靠自己。”所有亲友都是那句话“你还在单位干吧，好歹一个月能挣几千块”。弄来弄去，外在的各种力量总是推动我原地转圈子，还在单位干下去。

那么，靠自己的力量能闯出去吗？一个40岁的男人给人家打工已经不行了，人家也不会要了。最好的办法是自己创业，这是我多年的梦想。可是，妻子不同意我自己闯，经济上不支持，我眼睁睁望着时光流逝几年了，至今也无法迈出实际性的一步。一分钱能难倒英雄好汉，况且我不是英雄好汉，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呀，是一个身陷泥潭长期不可自拔的人，是一个在众多围观者的目光下将要沉沦的人！

我们家里开销大，存款不多，还要为儿子留下一大笔钱，这点我理解妻子。于是，我想通过贷款获得启动资金另开辟新天地。可是，贷款要抵押，我那套房子也押不几个钱。穷人本来没有钱，再贷不到款，这样一辈子命运就定下来了，就是终生受穷。据说，我这样的家庭有残疾孩子，政府在创业方面有专门照顾。我打电话问报社，他们不知道，问居委会，回答是没听说，要我找残联问问。我感觉十分纳闷，自己每年仅个人所得税就交了几千元呀，这钱都到哪里去了？我作为纳税人，不指望像发达国家纳税人那样的政治地位，但是当我困难时，怎么没有一个机构来主动关心我呀？哪怕来一个电话问问，你需要哪些帮助？我有个朋友在美国失业后，几天里就接到社会很多机构的电话，把应该退给他的钱和应该享受的保障金全部打入他的帐户。理由很简单，他以前是纳税人，这一切都是应该享受的。

如果继续保持下状，还在单位混下去，没有前途是小事，油水榨干后被一脚踢走也是小事，关键在于我走不出如此死循环，挣钱――花干——挣钱——不够花。加上不能照顾儿子精神上的压力，也许不久本人精神上彻底崩溃，儿子的病没治好，社会又多了一个成年精神病人。这不是随便的猜想，一个长期承受巨大精神压力的凡人肯定有一天会全面崩溃的。在本市，已经有两个和我一样的苦命人自杀身亡了，其中一个近40岁的男人跳楼死的很惨。我哀悼并同情他们，一点也不觉得他们比常人脆弱，说不定他们比常人还要坚强，只是他们的压力超出了允许的范围太多了，太多了！

在我身边，也有几个人在看我的笑话。他们说三道四，说我脆弱等等，“他不就是孩子有病吗，有什么大不了的？要是我精神状态肯定比他强”。说这番话的是一些凡人中的庸人，自己没有多大本事而靠幸运生存着，他们苦难较少但也活得痛苦不堪，同时也让周围的人活得很苦。他们的能力在于正常吃饭，然后通过消化转化成大便，说白了就是动物本能。如果他们承受我一半的压力，经历我一半的磨难，我敢断定他们早就疯了，早就光着屁股在大街上乱跑一气，乱叫一气，说不定还要伤及无辜。

算了，不为他们担忧了，还是说自己吧。我预感迟早有一天，我会被逼成疯子，也光着屁股上街大喊大叫，手持大刀见人就砍，见人就打，最后自己累死笑死为止。也许，那时我就没有什么困惑了，彻底从苦难的深渊中解脱出来了。那时，社会上站出来一大批智者对我进行评论，让更多的人从中吸取教训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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